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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監獄殘害法輪功學員紀實（圖）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導）在中共迫害法輪功十一年中，僅黑龍江省牡丹江監獄已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十二位。

金宥峰遭牡丹江監獄野蠻迫害
（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攝）

金宥峰含冤去世前所攝
（零九年一月十九日攝）

如近期的一個案例，牡丹江師範學院體育系教師金宥峰，堅持修煉法輪功，被非法判刑十三年，在牡丹江監獄被關小號、戴腳鐐、手捧子定位，被強行灌辣椒麵等折磨，被迫害成肺結核晚期、生命垂危，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含冤離世。

讓我們揭開牡丹江監獄外表的光鮮幕布，看看裏面究竟發生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罪惡。

一、凶殘的迫害

牡丹江監獄為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真、善、忍，以求所謂「轉化率」，指使獄警、犯人對法輪功學員實施慘絕人寰的迫害，使多人傷殘，數人致死。教導員曾告訴犯人只要別整出事就行。哈爾濱的朝鮮族中學教師田榮賀被折磨了七天七夜，被犯人用膠帶把嘴封上打，牙齒都被打碎了。但他寧死也不轉化，惡警看要出人命才住手。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五日，高雲祥（小高）被秘密投入牡丹江監獄集訓隊。雜工犯人周兆坤在惡警的操控下問高雲祥：「你悔不悔過？」他說：「我沒有過，悔甚麼？」接下來便遭到毒打。

二零零四年九月九日，法輪功學員集體絕食，抗議高壓轉化迫害。第二天，高雲翔、關連斌、金宥峰（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被迫害致死）被關進小號（禁閉室）十五天，腳戴三十八斤鐐子，手戴手捧子，再用鐵鏈穿上與腳鐐一同被定位。

小高喊了一句：「法輪大法好」，有個臉上長黑痣的惡警拿起電棍就電他，把他渾身上下敏感部位電了個遍，最後把電棍停在他的襠部電個不停。還有一姓宋的惡警，是在禁閉室迫害法輪功學員最狠的一個，用電棍長時間電小高，見小高沒反應，氣的他把電棍扔在一邊說：「這東西對你不好使。」然後對小高一頓拳打腳踢，當時小高感覺自己的頭都變形了。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法輪功學員金宥峰、關連斌也遭到毒打、電擊。惡警把金宥峰單獨提出去電他，電棍放電發出刺耳的劈啪聲，並且可聞到肉皮被燒的焦糊味。

他們還被野蠻灌食，用比正常粗的插管，在嗓子眼上亂插，到胃後繼續往裏送，目的就是折磨。而且大量地灌，都冒到體外，嗆到氣管。灌的是濃鹽水、生玉米麵、辣椒麵等，灌完就瀉肚。金宥峰在被關小號的第二天，自稱「萬魔之王」的獄警司洪濤，領三、四個號裏犯人迫害金宥峰，用手指頭睹住鼻孔強行灌水，不給喘息的機會，不知道灌了多少瓶水（法輪功學員本來因修煉法輪功身心健康，卻因在監獄內遭毒打、野蠻灌食等，被迫害致嚴重肺病、心臟病、胃病等，有些不久後離世）。

最難以忍受的是寒冷，刑事犯穿棉衣都喊冷，可這三位學員都只穿著單衣服呀！那時是九月下旬，晚上最冷時接近零度，卻只讓他們穿襯衣襯褲，凍的渾身發抖，縮成一團，根本無法入睡。加上戴腳鐐子的原因，把小高的腿凍的又紅又腫。有的惡警晚上還故意把窗戶打開。由於手腳都被鎖著，大便都拉在褲子裏了。

這樣他們被折磨到十四天的時候，集訓隊一惡警問他們轉不轉化？三人異口同聲回答：「不轉化！」惡警罵了一句就走了。第十六天他們被放回集訓隊，小高去衛生間時一下昏死了過去。當他甦醒過來時看到一個犯人在給他頭部止血。關連斌被迫害的更嚴重，剛三十歲的小伙子，上樓梯都費勁了。

其中在對法輪功學員吳躍榮的迫害中，七天不讓其睡覺，並強行將其拉入洗手間用冷水澆其全身，直到吳躍榮暈過去為止；姚國才在關小號十五天期間，獄警指使犯人野蠻灌食，灌入氣管，險些失去生命。

雞西的法輪功學員張海濤、還有趙寶山被打的走路都困難。八一農大的講師魏曉東被折磨了兩天兩夜，出現生命危險時才住手。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魏曉東被迫害致死。

二、酷刑肆虐　教唆犯人行兇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初，監獄教導員李傑志、幹事李玉宏等，布置了三十多名犯人對監區的法輪功學員實施強制轉化，逼迫寫悔過書。中隊長董玉江對這些犯人說：「不管你們用甚麼手段，只要能讓他們寫‘四書’就行」；幹事李玉宏聲稱：「這項工作與你們的減刑百分考核成績直接掛鉤」。惡警王和更是坐鎮，對犯人說：「給我收拾，出問題我負責」。

在獄警的指使、慫恿下，搶劫殺人犯劉立軍又暴露出他搶劫殺人時的凶殘，肆無忌憚的、幾近瘋狂的對法輪功學員楊曉光、孫榮孝、劉國來進行毆打、殘害。

法輪功學員楊曉光被劉犯打得鼻口躥血、面部青腫，口腔多處破裂，無法進食；劉國來被劉犯打得眼眶青黑，肋骨折斷三根，躺在地上起不來；孫榮孝在短短四天時間裏兩次慘遭毒打：第一次被打得滿臉開花，無法形容，時隔兩日又被拳打腳踢，年過五十的孫榮孝被打得慘不忍睹。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早，監區長梅建國一上來就對李鳳全訓斥、辱罵，並將李鳳全打得嘴唇翻腫著，嘴唇和牙齒間都在流血。午後，趙喜和與李幹事拿著電棍電擊、毒打李鳳全。李鳳全全身被打傷，眼睛被打壞看不見東西，惡警還連拖帶拽強迫他出工。十二月十四日晚，收工時李鳳全昏迷，從三樓樓梯滾下，頭部摔傷，流血過多，當晚被送牡丹江公安醫院搶救。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劉國來被獄警指使犯人劉立軍和二監區犯人毛健波毆打，致使幾次暈迷，頭部多處腫痛，左眼被打得紫黑，眼球充血，兩肋、胸腔痛得不敢出大氣。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六日，金宥峰被轉到七監區一中隊迫害。第二天出工時，在車間被隊長欒玉用手銬銬在窗外鐵欄杆上。二十七`日上午又銬了半天，下午，在大隊長朱在良的指使下，在警察廁所的牆角橫樑上用手銬單臂交替吊銬一下午。二十八日，朱在良派刑事犯韓寶仁、戴清民、劉用、蘇玉明等人看管並做所謂「轉化工作」。次日，在朱在良的威逼唆使下，這些刑事犯將金宥峰帶到廁所毒打一頓。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日前後，獄政幹事張慶山毆打關連斌，用電棍折磨長達三個多小時。張慶山邊打邊叫：「我就是惡警！我就是惡警！」用電棍電擊關連斌生殖器、大腿內側，皮膚都被打壞。關連斌被折磨一個多小時後心臟病發作，張慶山將電棍插入關連斌內衣裏，直接電擊心臟部位，並叫道：「我這專治心臟病。」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王海因拒絕「轉化」，獄政科長王旭輝、幹事侯波、獄警宋軍林、李亞魁等用各種手段折磨他，一天迫害四、五次。宋軍林每逢值班就用大號電棍對王海敏感部位電擊，每天至少兩次。惡警毒打他、拽著鐐銬在地上拖。

獄警調來全獄最惡毒的犯人劉立軍、李小東、牛淼迫害王海。他們扒光王海的衣服，用尼龍管（俗稱「小白龍）抽打王海的全身。站到鋪板上，用腳踩、踹銬在腳和手上的腳鐐和手銬，致使王海手腕、腳腕部位發黑、化膿並壞死。這樣持續迫害了一個多月，導致王海大小便失禁，全身傷痕累累不能活動。

看到的人說王海全身沒有好地方，脖子上全是電擊留下的腫塊，手、腳腕處肉皮被劃破，腳踝處見骨，被迫害的不成人形。惡警侯波叫囂：「我已經把王海整的只剩半條命了」。問王海還煉不煉了，王海堅定的回答：「煉！」其他人相繼放出，因王海傷勢太重獄方不敢放。駐監獄檢察院檢察官曾偽善的表示慰問。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武學軍、宋軍飄、姜磊到小號裏毒打黃國棟，並惡毒地用電棍電擊其生殖器和肛門，導致黃國棟當時就拉褲子，事後很長時間肛門沒有收縮力。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監獄召開一個由惡人陳斌演講的污衊法輪大法的演講會，黃國棟進行制止，被大隊幹事孫某毒打，押入小號。

……

三、真正的包身工

牡丹江監獄因其殘酷、狠毒，被人稱為「死亡集中營」、「吃人的監獄」，共二十二個監區，不足三萬五千平方米卻關押了五千多人，醫療衛生條件都非常惡劣。三十多平方米的監舍，最多睡過五十多人。

監獄為了達到經濟目的，將服刑犯人承包給各個監區長，責令每年上繳定額的利潤，而各個監區長為了完成定額，同時再給自己創造一定的經濟收入，就無限度的壓榨服刑人員，把他們當成賺錢的工具，真正的包身工。

更為可惡的是，將犯人食堂承包給獄警，並責令承包人每年上繳一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吃飯時犯人及法輪功學員蹲在走廊兩側，吃著像飼料一樣的發糕。伙食若稍有改善，那是為了在電視、報紙上大做文章或應付上級檢查。洗碗在衛生間裏洗，很少有流動水。每天像機器一樣高速地拼命不停地運轉，再加上伙食低劣，大多數犯人身體相當虛弱。

二零零三年，每天奴役勞動十五到十六個小時，二零零四年後，為了爭「全國文明監獄」改為每天至少十二小時以上，卻強迫服刑犯人說謊，稱：每天勞動八小時，每月休息兩天。這麼長奴役勞動時間，許多人無法完成它給下達的任務，回到監舍後要遭到毒打（蹶著被人拿白塑料管或木板打）。

法輪功學員與在押犯人不同的是，不給法輪功學員吃飽飯，用毒打、電擊、扣地環、灌濃鹽水、長時間不讓睡覺等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逼迫放棄信仰，不准接見家人，平時要有包夾監視一切行為，否則株連其他人（叫五連保）。

據其企業網站透露，黑龍江省高壓開關廠（牡丹江監獄）係黑龍江省監獄系統國有獨資企業，現有員工五千七百餘人。主營：高、低壓開關櫃、服裝加工、假眼睫毛加工、其他勞務加工項目等業務。而其生產條件是甚麼樣呢？

在監獄裏上廁所、喝水受限制，有時十---二十天都不能及時洗臉。在惡劣的環境裏，每人身上都有蝨子，許多人長了疥瘡，患傳染病，每天還要十幾個小時做勞役，用那雙流著膿，帶疥瘡、病毒的手去挑「衛生」筷子和雪糕棒、穿牙籤、給娃娃粘眼毛等，經常到深夜。完不成定額便會遭到毒打，惡徒用板子打人，經常把板子打折。

牡丹江監獄生產的衛生筷子、雪糕棒等不僅供應本市及其它地區，還會出口。這些產品攜帶大量的傳染病毒、細菌和疥蟲等。監獄嚴密封鎖消息，誰把這些消息泄漏出去都會遭到惡警及犯人的毒打。

二零零四年，有一個犯人因把監獄製作供應本市的方便衛生筷子有病毒和細菌的問題寫在紙條上，想夾在筷子中告訴買主實情，結果被檢查人員查到。獄警用電棍、木棒打得他奄奄一息，幾天後就死了。家裏人來探監，獄方不讓接見，也不告訴家屬實情。

四、迫害致死十二名法輪功學員

據已掌握的資料，被牡丹江監獄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有：於軍修、汪繼國、李儒清、潘興福、魏曉東、寧軍、杜世良、張洪權、孔祥柱、吳月慶、金宥峰、康運誠。其中潘興福、寧軍、張洪權、孔祥柱、吳月慶、康運誠、金宥峰等在牡丹江監獄飽受摧殘，釋放後不久離世。

汪繼國，男，四十歲，牡丹江師範學院職工。曾被非法勞教三年，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保外就醫，住院治療。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汪繼國出院僅三個月，牡丹江師範學院有關人員不顧他當時尿血和雙目幾近失明，將他再次抓回勞教所。汪繼國後被判刑，關押在牡丹江監獄，再次被迫害致生命危急，送醫院搶救不治，於二零零三年九月離世。

李儒清，男，六十六歲，原雙鴨山礦務局機電廠職工。二零零三年十月九日前後，被迫害致死。從在牡丹江監獄非法關押到被迫害致死不到兩個月時間。

潘興福，雙鴨山市法輪功學員，是一位德才兼備的青年才子。一九九八年被評為黑龍江省電信系統跨世紀人才，後任雙鴨山市電信局交換中心副主任兼友誼縣電信局副局長。潘興福堅持信仰，堅定的維護大法，多次被非法抓捕。二零零二年初，潘興福被非法判刑。二零零三年五月轉到牡丹江監獄十六監區，被酷刑摧殘、強制做奴工。二零零三年末雙腿浮腫不能行走，身體極度虛弱，監區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直到二零零四年五月才把潘興福送到監獄醫院，診斷為胸腹積水、肺結核。監區教導員鄭玉和趁潘興福垂危之機仍不斷的欺騙潘興福寫保證書，說：只有寫保證書才能辦保外。幾次均被潘興福拒絕。二零零四年七月潘興福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時，才許家人抬回家。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含冤離世，年僅三十一歲。

魏曉東，男，不滿34歲，原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工程學院講師。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被雞西雞冠區政保科惡警非法抓捕，受到了非人的吊打，手銬把手腕勒得鮮血直流。經過一番毒打和折磨後投進了雞西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由於長期遭受迫害，魏曉東身體每況愈下，骨瘦如柴，頭髮幾乎掉光。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雞西看守所把身體極度虛弱的魏曉東關入了牡丹江監獄。由於身體被迫害嚴重，在體檢時惡警找犯人代替他。惡警還折磨他兩天兩夜不許睡覺，指使犯人用涼水潑他，逼他寫「四書」。二零零四年末，牡丹江監獄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為期一個多月的「強制轉化」迫害。由副獄長欒景和帶領各監區大隊長、教導員等惡警以及其他犯人，採取每天毒打、超體力勞動、不讓睡覺等等殘酷手段對法輪功學員瘋狂迫害。多次的不讓睡覺、毒打等使魏曉東病情嚴重，肺結核開放。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魏曉東已經生命垂危，惡警還不死心，逼迫他放棄法輪大法，並邪惡的欺騙說：「你只要說一聲不煉了，馬上放你回家。」魏曉東堅定的說出了生命中的最後一句話：「煉！」三月二十日一上午，魏曉東被迫害致死。魏曉東去世後，牡丹江檢察院以檢查死因為由，在家人堅決不同意的情況下，解剖了他的遺體。

寧軍，男，五十多歲，電大畢業，家住西安區西二條路。因堅信大法，多次被非法勞教，屢遭非人折磨。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在遭到通緝半年後，寧軍在牡丹江市紅旗醫院講真相，被不明真相的患者惡意誣告，被綁架到牡丹江市愛民公安分局受盡酷刑，迫害得生命垂危。二零零三年年末，看守所曾向愛民公安分局開了二次病危通知書，都被不法人員不予辦理，同時將他非法判刑五年，於二零零四年黃曆新年前，劫持至牡丹江監獄繼續迫害。二零零四年九月，監獄診斷病危，家屬付錢後，直到十一月監獄才辦理保外就醫，由其家人抬回家。終因長期的迫害，寧軍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下午離世。

杜世良，男，五十多歲，黑龍江省海林市法輪功學員。曾患嚴重心臟病和胃息肉（胃癌前期）多年，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昂貴的醫療費使本不寬裕的家庭更加貧困。危難之時幸得修煉法輪大法，幾個月的時間頑疾痊癒，扔掉了多年的藥罐子。

二零零二年一月末，海林市國保大隊大隊長宋玉敏、惡警姜雲濤、金海珠強行入室，以杜世良家中存放做真相資料的器材為由綁架杜世良夫妻。二零零二年七月，杜世良在法庭上講真相並表示堅修大法，被非法判刑六年，被綁架到牡丹江監獄。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間，牡丹江監獄三監區惡警為強制轉化杜世良，白天強制他超負荷奴役勞動，夜間不讓睡覺，教唆犯人沈福政多次毒打、折磨杜世良，手段卑劣。直至去世，杜世良一直被迫從事超負荷勞動。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三日，杜世良妻子曾到監獄探望，身體狀況正常。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突接噩耗，杜世良被迫害致死。家屬去牡丹江監獄認領杜世良遺體時，牡丹江以「六一零」為首的政法委、公檢法、獄方表現出了空前的緊張，二、三十個部門穿各種制服的人員把家屬圍個水泄不通，直到家屬強烈抗議，才逐漸讓出空隙。在家屬要求領回遺體時，獄警科科長李向東等人聲稱：杜世良還在服刑期間，死了也得服刑，不能領回。後來在海林市公安局國保科惡警姜雲濤、那永生的參與下強行火化，並強制每一個到場的家屬簽字。

張洪權，原大慶石油管理局測井公司計算站工程師。二零零四年七月由哈爾濱監獄轉到牡丹江監獄十六監區，被教導員鄭玉和關小號十七天。張洪權在被關小號期間絕食十一天抗議迫害，被送到監獄醫院插管加鹽灌食，被折磨得不斷的嘔吐。後又被轉到三監區遭受迫害。張洪權被家人接回後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含冤離世。

孔祥柱，三十九歲，雙鴨山市尖山區居民。修煉法輪大法前，他身患多種疾病，小便尿血，整天只能躺著，多方治療無效。自從他二十八歲修煉了法輪大法後，身體強壯起來，也能為父母盡孝心了。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晚，雙鴨山市刑警隊惡警以孔祥柱在有線電視網插播法輪功遭迫害真相為由，用欺騙手段將孔祥柱誘騙到工地綁架。第二天，孔家接到孔祥柱在醫院進行搶救的消息。當家人趕到醫院時，孔祥柱已被推進手術室，全身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整個後背都被電棍電焦，脖頸處打得骨肉分離。

孔祥柱被關到牡丹江監獄後，由於他不放棄真善忍信仰，監獄「六一零」惡警李琰等在炎炎夏日把孔祥柱拖到籃球場上，強迫他坐在發燙的水泥地上曝曬。惡警還把塑料袋撒上芥末麵，然後套在孔祥柱頭上。孔祥柱被憋得臉發紫，整個身體痛苦得扭曲變形，慘不忍睹。孔祥柱後來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一百二十斤的體重只剩下七十多斤。被折磨得不省人事時，腳上還戴著腳鐐。

二零零六年六月，孔祥柱被牡丹江監獄十監區迫害致結核性腦膜炎，曾一度昏迷，情況非常危急。家屬多次要求獄方釋放，幾個月過去仍沒結果。經過家屬長達十個月的努力，牡丹江監獄才以勒索五千元為條件，允許家人把他背回家。然而，孔祥柱已被迫害得瘦骨嶙峋不省人事。在經歷兩個多月的痛苦煎熬後，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晚含冤離世。

吳月慶，三十多歲，雙鴨山市法輪功學員。修煉法輪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卻多次遭綁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二零零二年一月，吳月慶被非法判重刑十二年關押到牡丹江監獄。2004年迫害致嚴重的肺結核和心臟病，骨瘦如柴。直到吳月慶生命出現危險，惡警才讓他所謂的住院治療。醫院不知用的甚麼藥，致使吳月慶病情越來越重。

二零零六年十月，吳月慶肺部已爛了一個大洞，體重下降到只有七十多斤，危在旦夕。牡丹江監獄仍不放人，還對吳月慶百般刁難。直到最後人不行了，才讓家人接回。吳月慶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含冤去世，留下年僅十三歲的孩子（母親已經去世）吳音奇在佳木斯孤兒院寄養。

金宥峰，原牡丹江師範學院體育系教師，四十歲左右，朝鮮族。金宥峰因上訪講法輪功真相，被單位無理開除。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牡丹江大批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判以重刑。當時金宥峰在牡丹江刑警二隊受到坐「老虎凳」等酷刑折磨。金宥峰被非法判刑十三年，關押在牡丹江監獄迫害，遭關小號、毒打、野蠻灌食等折磨，被迫害成肺結核晚期，監獄卻以金宥峰不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為由拒不放人。拖延十個月後，於二零零八年端午節前才辦理保外就醫。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晚9點，金宥峰經搶救無效含冤離世。

康運誠，原牡丹江市法輪功義務輔導站站長，原牡丹江市房地產總公司經理。一九九九年法輪功遭受迫害後，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綁架、關押。二零零四年，康運誠和吳躍榮、張濤、劉軍、王新軍、金宥鋒、孫登超、呂振江、侯閏忠、姚國才、高雲祥（海林）、龐士興（七台河）、張德文、劉智淵等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牡丹江監獄集訓隊，遭受滅絕人性的折磨。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八日，康運誠被關小號迫害。之前康運誠曾因被迫害嚴重，出現過嚴重高血壓等症狀而入住監獄醫院，當時家屬曾要求保外就醫被獄方無理拒絕。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康運誠出現病危，被監獄轉入當地醫院手術兩次，處於昏迷狀態。尤其第二次手術，醫生告知可能下不了手術台。後來，家屬找到獄方，大約在四月份才「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康運誠最終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離世，終年五十六歲。

於軍修，男，浙江人。原是新肇監獄一名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犯人，一九九七年通過獄中警察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功。二零零零年監獄合併，於軍修被轉到牡丹江監獄服刑。一年冬天，他將「法輪大法好」字條粘在樓道的牆上。因堅持信仰法輪功真、善、忍，二零零三年四月到六月，於軍修在監獄十四監區（現九監區）被押小號鎖地環，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小號的警察林黎明和劉平把於軍修戴上手銬腳鐐，再用一根鐵鏈從其背後把手銬和腳鐐鎖在地環上。而且經常用「小白龍」（白塑料管）打他。惡警許樹軍用電棍電他，經常是一電就是一個小時。最後惡警們看於軍修快不行了，才讓其住了院。於軍修關小號半年，出來沒幾天就去世了。監獄卻誣蔑說於軍修在小號內得了病，因煉法輪功不肯配合治療而死亡。

五、自欺欺人　造假新聞

在集訓隊時，一次莊軼新及其他惡警把法輪功學員叫到所謂的教育室，按要求坐好，然後給他們錄像，晚上就上了新聞，說被關在牡丹江監獄集訓隊的法輪功學員，在政府幹部的關心幫助下得到轉化……假新聞就這樣出來了。

二零零四年，中央司法部部長要來了，提前二十幾天就開始給吃好的（其實是摸不准何時來），吃炒菜，還有肉。收工也早了。本來監舍一室三十人左右，現在只擺上四張床，把所有受過虐待的人，怕他們喊冤都藏了起來，和所有法輪功學員一起藏到大樓地下的大菜窖裏，派犯人頭和警察看守。當司法部長到監獄溜達一趟走後，又開始吃起玉米磨碎了像飼料一樣的發糕了，出工時間又加長了。

二零零五年香港、台灣來了一批人到牡丹江監獄參觀，第二天監獄新聞報導說：香港、台灣客人參觀犯人的食堂，看見鍋裏熬著一大鍋肉都感到驚訝。其實每次有重要人物來參觀，監獄都要弄出這種假相騙人。

法輪功學員們在監獄內遭受著酷刑折磨，仍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以平和的方式反迫害。他們的遭遇向人們揭示著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呼喚著人們的良知和善念。

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公開電話號碼：0451-86316442
牡丹江監獄獄務公開電話：0453-8299026

牡丹江監獄監獄長杜應春手機號：13836352345
監獄「六一零」張國民手機號13039722224　 0453-8299103（辦
牡丹江監獄副監獄長：付潤德
牡丹江檢察院駐監室：主任：李國斌13304530016
檢察員：何朝13845300896
王曉東13836305658
獄政科科長：李某某
副科長：岳某某13514548333

牡丹江監獄：
宋曉彬13766603777
趙鵬13945326218
周金平13945345260
王旭輝13704534000
王輝13504830585
宋浩13089885777
姜偉東13946341001
杜英春13836352345
董亞林13845352555
劉成彬13946334295
秦忠13091856072
岳永軍13945363013
丁學忠13945386698
莊軼欣13836369666
劉士平13845355071
鄭玉和13019068650
劉明華13091858138
高海民13359887399
王樹生13303636767
閆立民13704838802
胡偉13836308976
李傑13946337645
鐘貴13836316007
於富剛13836318822
張浩13945314079
李繼剛13945317585
吳旭東13504838111
黃福玉13836379977
徐慶餘13945362043
王玨13359880771
姜亦臣13946335828
姜革13009887080
何建軍13836318365
王文生13054345000
朱再良13904838884
韓國慶13091856318
劉遵起13089836305
李鵬13945315170
汪偉13946346388
孫兆峰13089897068
尤福貴13836308650
閻善明13089836408

發稿：2011年03月26日  更新：2011年03月26日 01: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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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26/中共以「經濟上截斷」迫害法輪功學員綜述（圖）-238120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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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經濟上截斷」迫害法輪功學員

綜述（圖）

文／可言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明慧網發表了《孟良崮腳下的紅魔綁匪》的報導，敘述了山東省蒙陰縣境內的孟良崮腳下十餘年來的系列搶劫事件，事件被鄉政府認定為「政府行為」，可是中共政府人員的行為比綁匪還要惡劣。

趙傳文家被抄家後的情況：

窗扇被摘，玻璃被砸碎

院內麵缸被摔碎

屋內天花板被撬壞

大院內一片狼藉

窗戶

東堂屋

西堂屋

西屋

報導中說：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家住蒙陰縣垛莊鎮寺後窪的趙傳文家中再次遭洗劫，摩托車、三輪車被鎮政府搶走，家中僅剩的財產被抄，四季衣服、家具、車輛被低價拍賣，七間房子的門、窗、大門全部摘走，門窗玻璃、麵缸，全被砸碎。大門被摘走後，惡徒還用石頭把大門口壘起。

二零零零年黃曆正月十三日，蒙陰縣舊寨鄉中共紀檢書記劉少武糾集三十餘人，將舊寨鄉五十多歲的小學教師馬福民家的家具、家電、農具、棉花、兔毛、花生種子、楸木木材七方有餘，部份糧食、長毛兔──全部洗劫一空，整整裝了三卡車。只剩下了幾件衣服和五十年代蓋的破草房。三代人積攢的家產被洗劫一空。抄家物資被賤價處理，鄉政府人員中飽私囊。而鄉政府人員不讓說是抄家，說「這是政府行為，不存在違法」。

小學教師馬福民從教三十二年、多次獲縣級表彰、曾被山東省臨沂市授予「模範教師」稱號。他們沒有任何違法行為、沒有侵佔過誰的利益，反而是按照「真善忍」修煉自己的好人；卻被洗劫的一家人幾乎無法生存，孩子的學業陷於困境。

這樣的案例並非個案，確實是中共政府從上到下持續十一年來的「政府行為」。

一、「經濟上截斷」的大面積迫害

一九九二年五月，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開始在中國大陸傳出，短短七年，在中國大陸的法輪功修煉者就達到一億多人，並從中國走向世界，傳播到全球五大洲幾十個國家和地區，主要著作《轉法輪》被翻譯成二十幾種外文出版，震動全世界。其傳播速度之快，修煉人數之多，影響面之廣，祛病健身效果之顯著都是亙古未有的。法輪功洪傳之處，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民體康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出於極端的個人權力慾和妒嫉，一手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滅絕性迫害，動用全部國家機器，以上億的法輪功修煉人及他們的親人為敵，針對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其迫害手段之卑鄙，用心之險惡，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眾多只是在社會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的法輪功學員被打死打傷、妻離子散、居無定所、流離失所，億萬法輪功學員的家屬、親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龍岱先生，因妻子鹿燕到北京為法輪功上訪，被強取所謂「遣返費」3832元及無理罰款5000元的收據。

據明慧網從九九年到二零一一年三月發表的案例部份統計分析，法輪功學員遭非法拘捕（其中包括非法勞教、判刑）至少十一萬五千餘人次，被送洗腦班、精神病院折磨的一萬二千餘人次。明慧網刊登的案例僅僅是突破中共網絡封鎖傳出來的案例，和實際發生的案例相比，只是冰山一角。

本文單就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的「經濟上截斷」迫害作一簡述。經濟迫害手段種類繁多，包括脅迫各部門、單位開除法輪功學員的工作、沒收農民土地、侵佔個人或公司財產、罰款、沒收財物、扣工資、剝奪福利待遇，截斷法輪功學員經濟來源。明慧網上揭露出來有具體細節的案例兩萬餘例。其中迫害案例達三千例的省份有：河北、山東、黑龍江。

在被經濟迫害的20555案例中，被非法罰款（包括對個人罰款和對受害人單位的罰款、交保證金、要求交押金等）的有 4906人次、被沒收財物（包括敲詐、掠奪、破壞財物等）的有6289人次、被非法侵佔所有財產（包括扣壓房產證等）的有61人、被勒索錢財、無故扣工資或剝奪福利待遇、搞垮或使法輪功學員的經濟實體蒙受損失的案例有8999人次，其它各種名目的經濟迫害更是數不勝數。僅二零零四年一年，就有10864人被勒索、抄家、停職停薪的案例曝光出來。

這一組組數據看似枯燥，但那數據背後，是十一年來中國法輪功學員在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政策下，和平維護「真善忍」信仰、堅韌不屈的艱辛。實際上這些數字還遠遠小於實際受迫害人數。只要有法輪功學員的地方，只要是被迫害過的，幾無例外的都遭受過中共經濟迫害。億萬法輪功學員在此過程中遭受了多少經濟損失，目前還無法統計。

二、從城市到鄉村，經濟迫害無處不及

不管是經濟發達地區還是經濟落後地區，不管是遼沈大地還是膠東平原，從西北到西南邊陲，從內陸腹地到沿海地區，中共惡徒幾乎無一遺漏地在中國大陸各省（區、市）實施對法輪功學員的經濟掠奪。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發生的經濟迫害案例的各省分布表。本圖表是根據明慧網歷年報導的案例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因中共封鎖信息並報復揭露迫害的人，本圖表所反映的僅僅是迫害中實際發生案例的冰山一角。

（1）罰款勒索

據不完全統計，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公開迫害後的短時間內，僅山東蒙陰縣桃墟鎮一個鎮，一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被強迫罰款至少一百零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六元（不包括非法抄家的物品）。

明慧網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日《不爭的事實，公開的秘密》提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用「土政策」迫害學員，凡因煉法輪功抓進看守所的學員要想出獄必須處以重罰，有工作的罰六千元人民幣，沒工作的罰四千元人民幣。赴京上訪被關除上述罰款外另加六千元人民幣。在江西這樣比較貧窮的地方，一個普通家庭能拿出多少錢？有些家庭一輩子存的錢也不夠這次罰。

新建縣大塘鄉5個為法輪功上訪的農民：程茂佳、程時圩、程其平及程茂釗與蔡定梅夫妻。平時家中半年都難得吃上一次肉（當時肉價5-8元/500克），因修煉法輪大法被關押，每人須交一萬多元，他們實在無法拿出，二零零零年二月兩個多月一直關押不放。

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報導，江蘇省各縣、市、區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睢寧縣洗腦班後，惡人勒索法輪功學員的錢物，外縣市、區每人每月交兩千元，本縣交七百元，有的農村來的沒錢，就被強搶糧食。法輪功學員不放棄修煉，就被掛牌子遊街示眾。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廣東茂名市法輪功學員被迫害案例》中提到，更多的學員或家屬被「六一零」（中共專事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鎮政府、派出所勒索，有的達幾萬元，有的學員被中共人員入家搶走存摺、現金、電視機、摩托車等值錢的物品，有的農村地方就捉牛、豬、雞、鴨，連穀種、雞蛋都搶劫走。

（2）農民被搶走口糧、沒收土地

山東蒙陰縣桃墟鎮九泉峪村五十多歲的村民王光起，是個生活不能自理的殘疾人，煉法輪功後身體有了很大好轉，能夠站起來走動了，還能幹一點輕微的活兒了。二零零二年，為了給法輪功討公道，王光起去北京上訪被劫持回鎮派出所。鎮「六一零」把他家僅有的財產：鍋、碗、瓢、盆、壺、刀全砸碎了，二斤煎餅撕的粉碎撒在山坡上，把他的口糧田、菜園都沒收了，價值一萬五千元的栗子園也被沒收拍賣了，還不讓人給他送飯、送水。王光起走投無路，只好撐著殘疾的身體到處要飯來保住他大哥的命。他未修煉的二哥因揭露了「六一零」暴行而遭毒打，還被罰了二千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四川廣安市廣安區方坪鄉政府組織到各村法輪功學員家中查抄，之後將全鄉十名煉功人抓進「學習班」拘禁二十六晝夜，期間搶走法輪功學員家的口糧、牲畜、農具、家具，並大量榨取錢財，不予計數、登記清單。據粗略統計，被搶走約值六千五百元的各類財物和一千九百元現金，還逼迫、欺騙家屬出具欠款字據共四千五百元。

山東沂水縣諸葛鎮不法官吏糾集基層人員、地痞無賴，到法輪功學員家抄家、罰款、搶糧食、搶農用車及農具、房屋作價處理。該鎮法輪功學員多年來被非法罰款約十多萬元。

（3）開除工作、扣發工資

重慶市第十八中學有位六十四歲的退休一級教師陳昌均，被所在學校二十四小時監控和「腳跟腳的跟蹤」，使他家變成了一個「囚籠」，造成他與親友和社會的隔絕。不僅如此，十八中對江氏的「在經濟上截斷」迫害手段唯命是從，對他的經濟掠奪無孔不入。多年來，停發、扣發陳昌均工資、福利等共約十萬元左右。這對一個每月只有幾百元低收入的人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欲將人逼上絕路。（詳見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妻子被迫害致死　一級教師被軟禁命危》）

據不完全統計，四川米易縣　「六一零」對法輪功學員開除工作、扣發工資、罰款勒索，已給當地法輪功群眾造成近三百萬元的經濟損失。其中，被開除工作的有十人，因開除工作給法輪功學員造成超過二百萬元的損失；被扣發工資的有五人，約八萬九千三百八十三元；被搶劫和罰款的約六百三十三人（次），勒索金額六十萬三千零七十五元，每一宗都有詳細的記錄。（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四川米易縣「六一零」對法輪功學員的經濟迫害》）

天津市寧河縣有上百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勞教、拘留、送洗腦班，其中三人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不僅被剝奪人身自由，還被以各種藉口勒索或扣押工資，從幾百元到幾千元乃至十萬元不等。該縣法輪功學員李篤山被縣教育局長期扣發工資，並不給長工資，累計被非法剝奪十萬餘元。

遼寧省綏中縣農村經濟發展局幹部、經濟師李曉燕，因修煉法輪大法，按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被勞教、開除，停發基本工資和各種生活補貼，斷絕一切經濟來源。從勞教所回來後，李曉燕曾多次找農發局和有關單位，要求恢復工作，他們互相推諉，至今沒有解決。

（4）老無所養、幼無所倚、傾家蕩產

很多法輪功學員的家庭被搶劫得家徒四壁，欠債累累，生活都難以維持，尚未成年的孩子被迫輟學外出打工還債。很多法輪功學員被迫害得妻離子散，落下老人沒人贍養，小孩無人照顧。

在甘肅貧困地區，中共對上訪或堅持修煉的法輪功學員，無理罰款、毆打、遊街、搶糧食、搶財產、關押、勞教、判刑等等。其中武威法輪功學員任玉年被罰款一萬餘元，並搶走家中所有糧食。惡人不顧武威市關貞元夫婦家中只有一個十幾歲卻因經濟原因無法繼續上學的小孩，不但罰款，還把維持生命的糧食一搶而光。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山東沂水縣諸葛鎮東河西村法輪功學員王德春、蔡永淑夫妻倆被劫持到古村洗腦班。惡人索要錢財未果，天天上門騷擾，恐嚇蔡永淑她爹，其父親被逼表態與女兒女婿斷絕關係。王德春七十多歲的父親被四個惡人用帽子扣住臉暴打，還把王德春家口糧搶賣一空，全然不顧家中還有一個十多歲的孩子。

二零零二年冬，山東省平度市雲山鎮政府人員到法輪功學員家挨個抄家、搶東西。宋格莊、姜翠花家中只有九十多歲的老母和一個親戚。惡徒們將2000餘斤玉米、縫紉機、黑白電視機、2袋子過年的小麥搶走，還想把家中僅剩的一點小麥搶走。一位居民看不過去，大聲說道：「家裏的人總不能跟著挨餓吧？況且家裏還有一個九十歲的老母，不能餓死她吧？」鎮委書記高鵬緒等人在群眾的譴責下才走了。

（5）公司實體被吞沒

明慧網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報導，山東東營市資產上百萬的飯店老闆、回族法輪功學員周寶順，因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去北京講真相被勞教三年。期間，他的飯店先被查抄，後因修路拆除，資產上百萬的飯店被洗劫一空，但拆除的補償費被有關人員貪污，導致一個原本擁有上百萬資產的飯店老闆無家可歸。（詳見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金錢在中共迫害法輪功中的雙重作用》）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兩名法輪功學員朱柯明、王傑，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中國最高法院提交申訴狀，狀告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迫害法輪功的違憲、違法行為。兩週後在北京被中共警察秘密抓捕。北京居民王傑被迫害致死，香港居民朱柯明被秘密判刑五年，關進天津茶澱監獄。

香港朱柯明後來在自述中說：「由於我們的被非法抓捕，致使我親手創辦經營的私人性質的公　司、工廠徹底倒閉破產。其有形資產、無形資產等一切均化為烏有。直接經濟損失達幾千萬元，間接經濟損失則以億萬元為基數。整整五年的牢獄迫害，使我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了中共政權對法輪功修煉者從精神到肉體慘無人道的非人折磨與迫害。我由於堅定信仰不認罪也不接受所謂的轉化，他們對我進行打罵、恐嚇、電棍、長時間不讓睡覺、強行洗腦等等一系列的非人性的刑罰和虐待。我遭受到了世人難以想像的刻骨銘心的痛苦與傷害，五年的迫害，連牙齒都快掉光了。」

三、金錢的雙重作用

表面上各級中共機構只是執行迫害指令，實際上裏面有著巨大的利益驅動。中共一方面從善良的法輪功學員那裏高額罰款、劫掠，另一方面又以詐取的錢財投入到迫害法輪功中，包括獎勵、刺激「六一零」、公檢法機構、包括街道辦等不法人員更賣力。而地方中共惡人互相利用，藉此發橫財「致富」，甚至連小便宜都不放過。

明慧網2000年9月21日「濰坊街辦靠「罰款」致富」消息提到，山東濰坊市各地區法輪功學員均被城區的城關、西關、南關、東關、北關五個街道辦事處拘禁、毆打，並敲詐勒索，不給錢就不放人，如同綁票一般。其中，以南關街辦勒索錢財最多，到二零零零年春天為止，已經高達十幾萬。這些錢被他們用來私自裝修房子、購買汽車、分發福利用品、獎金或吃喝享用。

一九九九年末，在黑龍江哈爾濱曾經發生這樣的事，過年前，當地許多法輪功學員是在家屬交納了高額罰款後才得以回家的。這種罰款沒有明文規定，可以砍價。一修煉人的家屬一再砍價，才把罰款數額控制在4萬元人民幣以內。有一位家住農村的法輪功學員，家中非常貧困，也被罰款大約1萬至2萬元。……少的也要3千元。……據保守估計，僅對進京法輪功學員罰款一項，哈爾濱有關職能部門或人員已經收入數百萬元。這還不包括其它的罰款，比如把法輪功學員帶回哈爾濱的路費，飯費等費用（警察的路費飯費也由學員承擔）；不包括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警察搶走、拿走的錢和物。

甘肅蘭州法輪功學員何力軍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上訪，其父母被城關分局草場街派出所警察威逼騙走一萬元錢，說是押金，在北京被揮霍掉九千多元，吃好的、玩好的、買禮品。其父母均為普通工薪階層，一年不吃不喝也拿不出一萬元錢。

四、迫害對像

從國家級工程師到一般幹部，不管是曾上戰場累死累活的「二級甲等殘廢」老人還是普通殘疾人，從現職市級「模範教師」到退休老師，從普通退休職工到善良淳樸的農民……不管甚麼身份，只要是法輪功學員，都有可能遭到中共機構的嚴酷迫害。

四川成都七十三歲的法輪功學員楊建中是國家級工程師，曾為中國航天事業做巨大貢獻。當年夜以繼日，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曾為航天7111廠重新建廠節省了幾千萬元投資。也因廢寢忘食、勞累過度得了多種疾病。他修煉法輪功後，一身疾病不翼而飛，為單位節省了醫藥費。航天7111廠現任頭目不但不保護這樣的大功臣，反而助魔為虐，搶劫楊建中二萬元錢後還扣發工資二年多。楊建中和老伴白群芳因修煉法輪功，屢遭迫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月，一對滿頭白髮的老夫婦分別被抓進新津洗腦班。

山東莒南縣七十多歲的劉潤臻老人，其過世的丈夫原是為惡黨打過仗的軍人，轉業後到莒南建設局當局長。劉潤臻老人在一九五七年跟著丈夫去了朝鮮隨軍，義務為當兵的洗衣服、做飯、縫被子，勞累成疾，部隊給劉潤臻批了個「二級甲等殘廢」，她的腰都彎成了九十度。一九九九年，老人修煉了法輪功，才得以康復。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劉潤臻老人在賣自己縫做的鞋墊時，把「真、善、忍」的福音講給來買鞋墊的學生和行人，卻被鎮東派出所綁架、抄家。其女兒怕母親被勞教，遭勒索五千元後已沒錢了，被迫把七千多元錢買的大踏板摩托車以一千八百元賤賣，請惡警吃了一頓飯，老人才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回到家。過後幾天惡人又以老人「發真相材料舉報」為由繼續敲詐勒索，將她女兒的工資本扣了，到銀行按他們要求的數目扣錢頂帳，斷了她全家的唯一經濟來源。

五、結語

中共對法輪功的經濟迫害手段和範圍還不僅於此，十一年來，數萬名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勞教所、監獄，被逼迫加班加點做奴工，給獄警創效益。二零零六年初，由國內醫務人員在海外披露出「中共勞教所、監獄活體摘取並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令全世界震驚。連身體器官都被中共用來盈利、活人被害死，還有甚麼它幹不出來？

法輪功是一個和平的修煉群體，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訴求，一心想的是如何按真、善、忍的標準做一個好人，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是真正的造福人類。迫害這樣的好人，不知道義何在？迫害者的良心何在？況且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修煉法輪功是公民的自由，是完全合法的。中共對法輪功的所有迫害，包括非法抄家、抓捕、關押、罰款、勞教、判刑、酷刑折磨等等都違反了中國現行憲法和法律。

法輪功學員以大善大忍的胸懷，在遭到如此嚴重不公和殘酷迫害的情況下，仍不忘堅持向包括迫害過他們的「六一零」人員、公檢法執法人員在內的世人講明真相。「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天理，也是人理。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煉人，一定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

發稿：2011年03月26日  更新：2011年03月26日 08: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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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ractitioners Die within Two Weeks While Persecution Continues at Jiamusi Prison (Photos)

By a Clearwisdom correspond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Clearwisdom.net) Three practitioners recently died within two weeks in Jiamusi Pris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transformation” rate of 85 percent, Jiamusi Prison set up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in February 2011. The brutal persecution started on February 21. Mr. Qin Yueming, 47, died five days later on February 26. Mr. Yu Yungang, 48, died on March 5, and Mr. Liu Chuanjiang, 55, on March 8.

The guards select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rom all the other wards and sent them to this ward, where each practitioner is monitored and harassed by several prisoners, who endlessly pressure and torture them to write statements promising to stop practicing Falun Gong. Those practitioners were not allowed to bring with them any personal belongings or daily necessities. They were also not allowed family visits or phone calls, or to purchase daily necessities.

Mr. Qin Yueming's Body Bruised All Over

Mr. Qin Yueming's family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Jiamusi Prison on February 26, 2011, notifying them that Mr. Qin had died from heart problems. It was unclear how this could have occurred, as Mr. Qin had previously been healthy.

Mr. Qin's family went to the prison on the afternoon of February 27. Yu Yifeng, head of the training team, and Shen Qingxin, instructor of the training team, received them. The guard on duty came later as requested. There were apparent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ir stories.

Mr. Qin's family was allowed to see Mr. Qin's body after some strong requests. Mr. Qin's lips were purple. Blood came out of his mouth and nose when his body was turned over. There were bruises all over and he had wound marks. Even the guards present were shocked to see it.

Mr. Qin Yueming

Mr. Qin Yueming's bruised body

Mr. Qin's family asked for an explanation for the bruises. The guards said that the bruises are the usual marks on a corpse, and that blood came out of his nose because they had turned him over. When the family asked for more details, the guards told them to go to the Procuratorate if they had any objections.

Mr. Qin's family wanted to take pictures of the body but the guard would not allow it. The family asked to see the video recording from the time Mr. Qin transferred into the ward to the time he died. Yu Yifeng agreed initially. He then said he needed to check with his supervisor before they could see it. He could only provide the video recording from the time Mr. Qin got sick until the time he died. Mr. Qin didn't move at all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of the video.

When Mr. Qin's other family members from Shandong arrived on March 3, 2011, they went to the prison to see Mr. Qin's body.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sheet with blood on it had been changed and the bruises on his back and legs had been treated. Mr. Qin's family again asked to see the video recordings from the time Mr. Qin transferred into the ward to the time he died. The prison provided the same video recording. The family asked for a written report explaining the cause of death, but the prison refused, saying that they would not provide a written report with their stamps or signatures, according to a prison rule. When Mr. Qin's family asked which rule that was, Liu Xibo, head of the Politics Division, said the family was not allowed to know that.

Mr. Qin Yueming was from the Jinshantun District in Yichun City,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He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of forced labor in October 1999 and brutally treated and tortured in Yichun Forced Labor Camp. Kang Kai, Qi You, and other officers from the Political Security Section broke into Mr. Qin's home in April 2002. They removed Mr. Qin, Mr. Qin's wife, and their 14-year-old daughter Qin Rongqian from the property. Cui Yuzhong, head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Meng Xianhua, head of the 610 Office, ordered officers to beat Mr. Qin. They tortured him on a tiger bench, and tortured him with "rope tying" (see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4/9/18/52553.html). His legs and ribs were broken in several places and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He was later sentenced to ten years in prison and was in Jiamusi Prison until he was tortured to death. His wife and their two daughters were left on their own.

Re-enactment photo: Rope tying

Re-enactment photo: Tiger bench

According to reliable sources, the practitioner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second division of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on February 21, 2011 included Mr. Wang Lansheng, Mr. Qin Yueming, Mr. Fu Yu, Mr. Shang Xiping, and Mr. Yu Yungang. They were taken to the prison hospital and force-fed on February 25, 2011. Mr. Qin was carried to a washroom on the first floor, where four people held down his body, and another held his head. He was forced against the back of a chair. They pinched his tongue with forceps and stretched it out. Two inmates inserted a nasal tube. Zhao Wei, the prison doctor; Yu Yifeng, head of the ward; and other guards were present. They then poured milk and salt down the tube. Mr. Qin gave out sad cries. He kept crying even after he was taken back to the ward. Two monitors couldn't sleep at night because of his crying. They asked for Zhao Wei, the prison doctor. Zhao Wei said, “Why was the tube inserted into his lung?” Mr. Qin died in the morning. Mr. Qin's family was notified in the evening.

Re-enactment photo: Force-feeding

Mr. Yu Yungang Tortured to Death and His Body Robbed

Mr. Yu passed out due to torture at around 3:00 p.m. on March 1, 2011, and was rushed to the Second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Jiamusi University. He was taken into surgery, where the doctor took out a piece of his skull. The doctor issued a “Notice of Critical Condition” to his family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prepare for the worst. After the surgery, Mr. Yu was sent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hich was heavily guarded by plainclothes officers and those in uniforms. The doctors and nurses were very quiet about this case, and no one was allowed to enter his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After making an urgent request, his family was allowed to visit briefly, but they saw Mr. Yu had thick gauze on his head and he could not recognize them.

Mr. Yu Yungang

Mr. Yu Yungang in ICU

The doctor gave Mr. Yu another emergency treatment at around 4:00 p.m. on March 3, 2011. By the afternoon of March 5, 2011, several dozen officers surrounded the ICU, and did not allow his family to contact anyone outside. Officers took Mr. Yu's clothes from his family and quickly changed him. They were about to carry him away when his family realized he had died. They demanded to see his body in the ICU, but were not allowed to. Officers carried his body downstairs and into a police vehicle, and ordered his family to sign the death certificate. His family was very angry and refused to sign. An officer closely watched Mr. Yu's family, following them everywhere, and videotaped them.

Plainclothes officers outside the ICU

Mr. Yu's family demanded that the authorities wait for the whole family to arrive. The deputy prison director said, “I will only give you five minutes to view his body.” After Mr. Yu's family saw him in the vehicle for five minutes, the vehicle took off.

Mr. Yu Yungang was arrested in February 2009. He was badly beaten and tortured by being hung up by his handcuffs. He was sentenced to six years in prison on July 7, 2009, by the Xiangyang District Court and taken to Jiamusi Prison.

According to mortuary personnel, a prison guard appeared and gave directions about the placement of a corpse. They directed that the corpse be placed in the basement and to not let anyone see it, not even his family. When the person asked why, the guard said that the body was that of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In the end, the corpse never appeared. We later learned that the prison was afraid that Mr. Yu's situation would become known.

Mr. Yu's family talked to the prison many times, but the prison refused to provide any written material regarding the cause of Mr. Yu's death. They would not let them see the video either, saying that they did not save the video, that it had been deleted. Mr. Yu's family asked to see the body one more time. The warden said that two persons could see it, but they could only see the face, not the body.

According to reliable sources, Mr. Yu's ear was bruised due to the beatings with a water bottle.

The prison had a meeting with all the guards after Mr. Qin and Mr. Yu's deaths. They claimed that one of them did not eat and died from heart problems and the other one died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which caused the brain to bleed.

Mr. Liu Chuanjiang's Body Cremated

While Mr. Qin Yueming and Mr. Yu Yungang's families were having talks with Jiamusi Prison officials, the third practitioner, Mr. Liu Chuanjiang, died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8, 2011. The prison concealed the news and deceived Mr. Liu's family into approving of the cremation of the body.

Mr. Liu was severely tortured in Jiamusi Prison. The guards shocked him with four electric batons until they ran out of power. They beat him, tortured him, and broke one of his arms. When he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to the third ward, four inmates were ordered to monitor Mr. Liu. The inmates saw that his buttocks were covered with bruises which were caused by beatings with police batons and electric batons. Wang Zhiy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hird ward, always sai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should be beaten to death. It's good beating them to death!”

Mr. Liu Chuanjiang's bloodstained clothes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0/12/14/121936.html)

Mr. Liu Chuanjiang was sent to the Jiamusi Prison emergency room around 10:00 p.m. on March 7, 2011. He said he felt as if he was suffocating and asked the doctor to give him oxygen. The hospital was out of oxygen at the time, and the doctor said “He is dying and cannot be saved. It's useless giving him oxygen.” According to an eyewitness, Mr. Liu died in a short while. “He was bruised all over. It was terrible!”

The prison guards ordered all the inmates not to disclose the facts and to say that those practitioners died from heart problems. The inmates were threatened, “You will be punished if you tell the truth!”

After Mr. Liu's body was cremated, the prison ordered the third ward to institute a search to rectify the order. Another practitioner in the third ward was found to have scars on his face. In order to conceal the facts and create an impression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ied from high blood pressure, the prison started to take blood pressure twice a day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all the wards. They ordered the practitioner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to take some unknown drug which was said to lower blood pressure. They were given the drug by force if they refused to take it. The guards also videotaped the proceedings.

In order to conceal the facts, Jiamusi Prison was in lockdown. The inmates are not allowed to move around, and the guards seldom talk with each other. The guards of all wards were having conversations with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their ward, trying to prevent them from disclosing the facts to any related unit.

The Persecution Continues

Thirtee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sent to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on February 21, 2011, including Mr. Wang Lansheng, Mr. Fan Qiang, Mr. Qin Yueming, Mr. Li Shaozhi, Mr. Tan Fengjiang, Mr. Fu Yu, Mr. Shang Xiping, Mr. Liu Junhua, Mr. Chen Dong, Mr. Liu Zhenchang, Mr. Yu Yungang, Mr. Liu Chuanjiang, and Mr. Bao Yongsheng.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bring with them any personal belongings or daily necessities. They were not allowed family visits or phone calls or to purchase daily necessities. Each practitioner is monitored and harassed by several prisoners, who endlessly pressure and torture them, attempting to force them to write statements saying that they will stop practicing Falun Gong. The guards promised to reduce the terms of the inmate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persecute practitioners using whatever methods they wanted. The practitioners were beaten and sworn at, deprived of sleep, had limited restroom time, and were made to stand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Many practitioners started hunger strikes to protest the persecution.

After the news of the three practitioners' deaths was published, Jiamusi Prison had to dismiss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on March 9, 2011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the society and the world. The practitioners returned to their ward, however the persecution continues.

Many detain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amilies went to Jiamusi Prison to visit the last few days. Some practitioners were not allowed family visits. Some families were forced to slander Falun Gong, or be denied visitation. The guards selected a few members from some families and refused others. During the visits, most practitioners didn't dare say anything when being asked whether or not they had been beaten in prison. The unusual behaviors worried their families, as they knew the practitioners must be under great pressure.

Practitioner Mr. Jiang Botao's family of ten from Qitaihe City went to Jiamusi Prison on March 11. The prison only let two non-practitioner family members go in and ordered them to slander Falun Gong. The two family members asked Mr. Jiang whether he was beaten. Mr. Jiang confirmed that he was beaten on his head and chest. The family asked that Mr. Jiang be examined. The prison agreed grudgingly. It was later heard that orders were given to the guards in the registration room that they should quickly change into plainclothes and that they had work to do. One family member waited outside and heard someone speaking to the others, “Choose the younger ones to hit.” More than ten plainclothes officers started to hit some of the family members. One relative just had surgery and was kicked to the ground by an officer. Two other family members went into convulsions and threw up after the beatings. Even a teenager was beaten. One family member videotaped the scene and shouted, “You claimed that you don't hit prisoners. Now you're hitt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One relative was calling the police and another one was calling the Prison Management Bureau. Several hours passed and no one answered. The beaten family members went to the hospital afterwards.

Mr. Jiang Botao's family member's clothing was torn after being beaten

The brutality was not limited to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Mr. Hou Xicai was previously a guard in Mudanjiang City Prison, but he is now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in Jiamusi Prison. At around 7:00 a.m. on February 17, 2011, Mr. Hou Xicai delivered a truth clarifying letter to the Fourth Section, Second Ward guards while getting breakfast. Guard Ren Yanfeng grabbed Mr. Hou and took him back to the office, brutally punching and kicking him while cursing, until Mr. Hou passed out on the floor.

Practitioner Mr. Jiang Botao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Ninth Ward was brutally beaten on the night of February 28, 2011. Those in other cells heard him screaming and yelling.

Mr. Shang Xiping used to be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Huanan Forestry Police Station. He also was taken to the Strict Management Ward on February 21, 2011. He has been on a hunger strike to protest the brutality and was force-fed and given intravenous injections. He was hard to recognize due to the cruel torture.

Mr. Li Shaozhi, Mr. Chen Jizhong and Mr. Gao Yongsheng were severely tortured. Mr. Tan Fengjiang was beaten.

Calling For Help

Yu Yifeng, head of the training team, promised Mr. Qin Yueming's family that they never mistreated practitioners. After Mr. Qin's death was exposed, the prison started to threaten Mr. Qin's family not to contact the loca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Qin Handong, head of Jinshantun District 610 Office, called Mr. Qin's family several times and told them not to seek legal action against Jiamusi Prison.

There are still 73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ing held in Jiamusi Prison.

Jiamusi Prison

Ye Feng, Jiamusi Prison warden

Shen Qingxin, instructor of the training team

Yu Yifeng, head of the training team

Person involved:
Ye Feng, Jiamusi Prison warden: 86-454-8816001, 86-13351666999 (Cell)
Shen Qingxin: 86-454-8816673, 86-13846148765 (Cell)
Yu Yifeng: 86-454-8816998, 86-13351663968 (Cell)

Related articles: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1/3/15/123817.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1/3/12/123761.html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11/3/10/123724.html

Posting date: 3/26/2011
Category: Death Cases
Chinese ver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16/二周害死三人-佳木斯监狱迫害还在继续（图）-237664.html

Jinzhou City Falun Dafa Practitioner Huang Cheng Dies from Brutal Torture and Relentless Persecution (Photos)

By a Clearwisdom correspondent from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Name: Huang Cheng (黄成)
Gender: Male
Age: 56
Address: Jinzh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Occupation: Textile factory worker
Date of Death: February 24, 2011
Date of Most Recent Arrest: February 25, 2008
Most recent place of detention: Panjin Prison (盘锦监狱)
City: Panjin
Province: Liaoning

Persecution Suffered: Illegal sentencing and detention, food deprivation, electric shocks, interrogation, sleep deprivation, needles inserted under fingernails, severe beatings, forced brainwashing, hanging by handcuffs, abuse and insults, forced labor, forced-feedings, denial of shower and restroom use

(Clearwisdom.net) Falun Dafa practitioner Mr. Huang Cheng from Jinzh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was brutally tortured by officials from Panjin Prison and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Jinzhou. Police tortured him by puncturing his fingers with large needles. He was tortured with various brutal methods, which resulted in his being in critical condition. On February 24, 2011, he died at the age of 56.

Mr. Huang Cheng was a former employee of Nuerhe Textile Factory in Jinzhou. He had numerous severe medical problems for years, but after learning Falun Gong, he benefited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and all his illnesses disappeared. On July 20, 1999,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egan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Mr. Huang was illegally arrested. Over the coming years he was detained 15 times and subjected to abuse at a police station, detention center,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forced brainwashing centers, forced labor camps, and prison. He also had money extorted from him, was continually harassed, had many personal items confiscated, and was brutally tortured numerous times.

Huang Cheng

During Mr. Huang's sentence at Panjin Prison, the police offered other inmates incentives to torture him. They held Huang's hands to the wall and using ten large medical needles punctured his fingers between the nails and the flesh. This extremely painful torture caused blood to pour out.

Torture demonstration: Puncturing the fingertips

In September 2009, Mr. Huang Cheng was in critical condition. The prison had to release him on bail for medical treatment. After Mr. Huang returned home, the Nuerhe Police Station constantly harassed him. The previous torture and constant harassment resulted in Mr. Huang's death.

The following is Mr. Huang Cheng's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torture he suffered before his untimely death. 

* * *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5, 2008, at approximately 6:00 a.m., Nuerhe Textile Factory Residence Community director Ju Jiuchun and twenty-plus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Nuerhe Police Station from Jinzhou broke into my home and arrested me. One of the officers from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was named Gao Bao.

I was taken to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uffed to an iron chair, and then left. They gave me nothing to eat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When night fell, public security team leader Dai Yong and another three officers from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tarted torturing me. They flipped the iron chair upside down so that my head faced the ground. They wrapped electrical wire around me and used electric batons to shock and torture me for three hours continuously, until midnight. When they finally took me off the iron chair, the bones in both my hands were broken and a tendon in my left foot was exposed. They saw that I could no longer walk, so they ordered two people to take me to the Jinzhou No. 1 Detention Center.

The officer at the detention center saw that I was badly injured and he refused to accept me. I was then taken to the Jinzhou Public Security Bureau Hospital. The doctor looked at me and told them, “The X-ray equipment is broken, so I can't check him.” One officer said, “He is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You don't need to take him seriously.” The doctor just did a superficial treatment on me and I was taken back to the detention center. But the detention center still refused to accept me due to my injuries. After the police took the officers aside and talked to them in private, the detention center accepted me.

Diagram of the torture instrument, the iron chair. The device is made with iron pipes welded together. The back is made of iron plate. The practitioners’ body is completely fixed in the chair and cannot move.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even though I could not eat or take care of myself due to my injuries, officers from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handcuffed me to a metal hoop for several days. The officers used these particular hoops to cuff criminals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 Dai Yong often interrogated me at 2:00 to 3:00 a.m. He handcuffed me to the iron chair and didn't give me any water or let me sleep. He used to taunt me by saying, “I wouldn’t mind killing off all of you Falun Gong people. I am free to beat you to death without ever being held responsible.”

On August 4, 2008, the Taihe District Court in Jinzhou held an illegal trial for practitioners Liu Fengmei, Zhang Xiulan, Qu Chengye, and me, who were forced to attend. Defending us were eight attorneys from Beijing, who entered an innocent plea for us all. Attorneys Lin Xiaojian and Liu Jingshen, who were defending me, pointed out in court that the police had extracted a confession by torturing me during an interrogation. But Dai Yong from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wrote a written confirmation to the judge saying that he did not torture us, even though everyone in the court could see that my arms and legs were broken and I was crippled. The judges completely ignored my condition. The Taihe District Court in Jinzhou sentenced me to six years in prison.

On December 16, 2008, Dai Yong from the Tai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sent me to Panjin Prison in Liaoning Province. The prison officers checked the status of my health and then refused to accept me, as I was a liability. Dai Yong told the guards, “If he dies in prison, you won't be responsible for it at all. Just come to me.” Although I had very high blood pressure at that time, Panjin Prison officers still took me.

I was detained in the Fifth Team, First Prison Section. Team leader Wang Yanguang told me to give the other inmates haircuts, but I refused. He then sent me to the “education building,” which was specifically used to persecute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The guards used eight high-voltage electric batons to shock me for one hour. I fainted and then they cut my hair.

When I arrived at the prison room, a practitioner gave me a copy of Zhuan Falun and a copy of Hong Yin, but a guard found them and asked who gave the books to me. I would not tell him. A team leader then said, “He will tell if we beat him.” Three or four guards came over and shocked me with electric batons for two hours. Then they asked the prisoners to step on my face, and they broke two of my teeth. The right side of my face still has the scar. One inmate with a conscience said, “I quit. You can't torture people like this. I don't want the bonus points you offered me.” (Bonus points are used to encourage prisoners to persecute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One point means a one-day reduction of the sentence.) Some inmates could no longer bear the brutal torture. The guards had to go through a dozen inmates before one would keep torturing me. 

During the New Year in 2009, Panjin Prison officials intensified their methods for “transforming”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Prison instructor Hu from the First Prison Section, section chief Li Feng, team leader Yang Guanjun, Second Team leader Yu Zhong, criminals Meng Xianglin (from Panjin), Wang Suo (drug dealer from Dashiqiao), and others shocked me with eight electric batons to force me to be give up my belief in Truthfulness-Compassion-Forbearance. They covered my head so that I would not recognize them. They used electric batons to torture me twice every day for one to two hours each time. I fainted many times. After I woke up, they were afraid that my body would have scars due to the electric shocks. So they hung me up and did not give me any food or water at all for three days. For whatever reason, they believed that victims of their torture wouldn't develop scars if they did not eat or drink afterward. They then pulled me down and the team leader of the instruction section stripped off my clothes and cuffed me to the iron chair. He used the baton to shock me again. Team leader Yang Guanjun and prisoners Meng Xianglin and Wang Suo held my hands against the wall and used large medical needles to puncture all ten of my fingers. The flesh of my fingers clumped together. When they pulled the needle out, the flesh and a lot of blood came out with it. Because of the intense pain, I unconsciously hit my head on the wall. They said that this meant I had agreed to be “transformed.” The team leader of the instruction section said, “You agreed of your own accord. Nobody beat you at all.” Two officers then took my hands and forcibly pressed my fingerprints on the previously-prepared confession letter.

Yu Zhong, the team leader of the Second Team, frequently beat Falun Dafa practitioners and prisoners when he was drunk. He once used an electric baton on me for an hour without stopping. I could barely function and he still forced me to perform hard labor. Then out of the blue he just slapped my face. 

In September 2009, I declared that the confession letter on which they pressed my fingerprints was invalid. Instruction section chief Hu brought out a few papers and wrote one word on each paper. Then he put the papers in the drawer. Since I am illiterate, I didn't know what he wrote. On the third day, chief Hu and team leader Yang Guanjun came to the workshop to do an inspection. I questioned Hu, “What did you write the other day?” Jiang Guanjun heard it and got very angry. He slapped my face over two hundred times right in the workshop. Hu tore up my solemn declaration and took me to the “education building.” A team leader then used a pair of handcuffs to hit my chest very hard. Guard Li Feng pulled my hands behind my back and Yang Guanjun started slapping my face again. I started vomiting. Later when the prisoners took me back to the prison room, I fainted. The next day they sent me to the prison hospital. In the hospital, I was still unconscious. They cuffed my hands to the bed and inserted the nasal feeding tube down my throat to brutally force-feed me for a month. I had symptoms of a stroke, my entire body was swollen, and hypertension had given me a high blood pressure reading of 270 and a low blood pressure of 170. I also developed a high fever of 40 degrees Celsius (104F). The prison charged me for the costs of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CT scan, and took it from the money that my family gave to me. I was hospitalized for about two months. I became paralyzed, and I could not take care of myself. I was released on bail for medical treatment on August 19, 2010 and went back home. 

The day before I was released, guard Hu held a video camera to record me. He tried to get me to say that the CCP was good because it released me. I firmly refused, and they had to give up. 
When I look back on the suffering I went through at Panjin Prison, it was like a hell on earth. Besides the brutal torture, the living conditions there were extremely poor. We could not get a sip of clean water over the course of a week. Instead we could only drink the rancid water, which came from soaking green beans. I would be lucky if I could wash my face every two weeks, much less ever having a shower or bath. When upper level authorities came to inspect the prison, the prison police hid practitioners and prisoners who had been brutally persecuted in the barn. During my two years of imprisonment and brutal persecution, my hair turned white and my appearance changed twenty years older due to the mistreatment.
When I returned home, police officers Zhang Zhongxin and Leng Jie from the Nuerhe Police Station in Jinzhou frequently came to my home to harass me. They didn't allow me to visit my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restricted my personal freedom. Although I had returned home, I still frequently thought about the horrendous torture I suffered at Panjin Prison.

Posting date: 3/26/2011
Category: Persecution Accounts - First-hand
Chinese ver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5/锦州法轮功学员黄成生前自述遭迫害经历（图）-237216.html

http://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1/3/25/中共政法系統迫害法輪功簡述（四）--237947p.html

【字號】大 中 小

中共政法系統踐踏法律迫害法輪功簡述

（四）

文／龍延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接前文）

八、私設監獄-「洗腦班」

除了用司法程序走過場，非法判法輪功學員，和用非法的勞教制度關押法輪功學員之外，政法委和610還私設監獄，名為「學習班」，俗稱「洗腦班」，不僅沒有任何法律程序，連違法的勞教手續都沒有，任意綁架法輪功學員，把他們非法關押在某個（秘密）地方，妄圖「轉化」他們。不轉化就直接送勞教，也有的被非法判刑。

中共私設監獄示意圖

綁架法輪功學員去「洗腦班」的途徑

綁架法輪功學員去「洗腦班」有多種途徑，例如：

1、在黨委、政法委的授意下，「610」定好名單後，一般由公安局的國保帶領派出所警察或其他人員綁架在名單上的法輪功學員，把他們非法關押在秘密地點，用欺騙、偽善、強制等等讓他們放棄信仰（所謂的轉化）；而且很多「洗腦班」掛著「法制學校」或「法制培訓中心」的牌子！610還到法輪功學員所在單位要錢、要人配合轉化。

2、有的法輪功學員本已經在勞教所、監獄中冤獄期滿，又被劫持到「洗腦班」裏繼續殘酷迫害。

3、在街上臨時綁架來的學員，秘密送到洗腦班。

「洗腦班」有長期的，有臨時的

「洗腦班」是政法委、610在背後操控的，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臨時的。為了避人耳目，「洗腦班」的地點各式各樣，一般不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之內，而且多數都是秘密的。

例如，遼寧省撫順市「羅台山莊洗腦班」，位於撫順大夥房水庫旁邊的兩座樓房裏，整個房子被樹林掩蓋著，一般人都會認為這是旅遊度假休閒的地方，甚至當地百姓也很少知道這裏是幹甚麼用的，對外校名「撫順法制學校」（所謂的關愛學校），實際是專門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通過強制、欺騙等手段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的私設監獄。

羅台山莊洗腦班是長期性的，從2003年初開班，每月一期，（除冬天12月、1－3月外），一直在迫害法輪功學員，至少迫害了 1000人以上。幕後指使者是遼寧省政法委、「610」辦公室和撫順市政法委、610辦公室。洗腦班裏的頭目叫吳偉，男，五十多歲，原撫順市教養院警察，對迫害法輪功非常賣命。零三年羅台山莊洗腦班開班時，撫順市政法委、「610」就把其調到洗腦班擔任洗腦班頭頭。

湖北省武漢市是迫害法輪功嚴重的地區之一，市區內設有若干「洗腦班」。例如，江漢區二道棚洗腦班位於江漢區華南果品批發市場前幾百米處，中鐵物流院內，中鐵物流的大門正對著紅旗公寓小區。該「洗腦班」是個長期性的，很陰毒，除了謾罵、侮辱、不讓人睡覺、限制自由等等外，還對一些法輪功學員飯中下不明藥物。這些被下不明藥物的學員之後身體浮腫虛胖，精神恍惚，反應遲鈍，就像變了一個人。另外，武漢市武昌區有楊園洗腦班，武漢市江岸區有諶家磯洗腦班，等等。

還有一些像是臨時性的。例如，2010年8月，安徽省合肥市警察在黃山路與宿松路交叉口的「青蘋果快捷賓館」舉辦針對法輪功學員的邪惡洗腦班，非法關押了一些學員（其中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王姓教授夫妻等等）；吉林省東遼縣政法委、公安局等部門把一些法輪功學員綁架到洗腦班，逼他們簽所謂「五書」，洗腦班地點在白泉實驗中學。

全國到底有多少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所謂「學習班」、「法制學校」，外界還不得而知。

「洗腦班」迫害法輪功學員大致階段

在這些比監獄還黑的秘密黑窩裏，為了強迫學員不煉法輪功，政法委、610不擇手段。以上面提到的遼寧省撫順市「羅台山莊洗腦班」為例，「洗腦班」迫害法輪功學員、逼迫他們放棄信仰大致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利用偽善迷惑法輪功學員。首先吹噓羅台山莊洗腦班吃的好住的好，衛生條件好，不打人，不罵人，相互關心猶如親人一樣，有人陪吃、陪住、陪學習等等鬼話，以此來迷惑初來乍到的法輪功學員，達到穩定情緒。

第二個階段是以邪說來擾亂法輪功學員的認識。利用各種洗腦和一幫不修煉的人不分晝夜的圍攻法輪功學員，故意斷章取義、歪曲法輪大法法理。同時又弄來一幫子所謂「專家、學者」從所謂的法律、宗教、心理學、黨史等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射、污衊、誹謗大法，並強迫所有人觀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以達到其「轉化」目的。

第三階段是兇狠、殘暴的迫害法輪功學員。在上述方法沒有達到目的後，吳偉（洗腦班的頭頭）立即撕下偽善的面紗，露出兇狠、殘暴的嘴臉。方法有三：一是威脅、利誘。利用失去工作，失去親人等手段來動搖法輪功學員對大法的正信。二是採取車輪戰，不讓法輪功學員睡覺。不寫「三書」就不讓睡覺。三是攻心戰。上述的方法不行後，吳偉就親自出馬，一副陰森、恐怖、不可一世的變態嘴臉，瘋狂的謾罵無情的批鬥，最後歇斯底里的恐嚇「不轉化就判刑、繼續勞教、關押」等等。

例一：蘭州龔家灣洗腦班

所謂的「蘭州市法制培訓學校」，位於甘肅省蘭州市七里河區龔家坪北路136號的一個舊倉庫，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開辦，是一個踐踏法律的場所，逐漸成為甘肅省臭名昭著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基地（下稱「龔家灣洗腦班」），採取各種卑劣手段、殘暴行徑殘酷折磨、摧殘法輪功學員，妄圖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自己的信仰「真、善、忍」。這些年來迫害致死、致殘法輪功學員多人，其中蘭州豫劇團演員劉植芳（女，48歲）、中國石油勘探研究院西北分院高級工程師錢世光（男，65歲）在龔家灣洗腦班被迫害致死。

甘肅省蘭州市龔家灣洗腦班非法關押大法弟子的黑窩（箭頭指的二層樓）

杜文慧，女，四十多歲，甘肅省蘭州市七里河區五星坪法輪功學員，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前，她體弱多病，性格孤僻，很少與人來往。通過學煉法輪功，性格開朗了很多，各種頑疾不翼而飛。杜文慧於二零零一年被蘭州七里河區「六一零」伙同上西園街道、政法委、上西園派出所等一道以問話為藉口，強行非法劫持到蘭州韓家河洗腦班非法關押半年。當時她一對雙胞胎兒女才八個月大。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蘭州七里河西園派出所副所長魏東、七里河區政法委、「六一零」、七里河西園街道等數人，從安寧區新蘭路口將杜文慧劫持到蘭州龔家灣洗腦班迫害。二零零九年七月十日早九點，杜文慧的丈夫領著幼小的孩子，再次到蘭州龔家灣洗腦班探視妻子時，警察楊文泰不讓見，氣急敗壞地趕家人走，說：「東西放下，往外走。」杜文慧的丈夫非常擔心妻子的安危，堅決要見人，說：「我活要見 人，死要見屍，必須要見！」惡警楊文泰大吼大叫，但只好讓兩個陪員把杜文慧扶著出來，杜文慧看上去非常虛弱，對家人說：「他們要我寫‘三書’，我不寫，他們就把我關小號，但我不會寫的。」

家人先後去了七里河區政法委、「六一零」辦公室，七里河西園街道等處要人，他們互相推諉，就是不放人，七里河區「六一零」頭目張安慶竟說：「我們沒判她刑就夠好的了，如果判她幾年你上那要人。」家人問他：「那你們以甚麼來作為判刑的依據？」他竟說：「對法輪功沒有依據，想判就判，是上面的意思。」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杜文慧的家人又被迫停下花店的生意，去蘭州市「六一零」辦公室找范蘭琴，范蘭琴仍推辭，並說：「上面有文件，必須寫（三書）才能出來。」杜文慧被劫持到龔家灣洗腦班，她十歲的兒女，有一頓沒一頓，經常吃著方便麵，苦苦地期盼著母親能早日回家。

2010年9月，沒有任何合法手續被非法關押在龔家灣洗腦班兩年多的杜文慧才回到家中。

龔家灣洗腦班裏的野蠻灌食（真人演示圖）

例二、成都新津洗腦班

在四川省成都市，已知的洗腦班有：新津洗腦班、金牛洗腦班、武侯金花洗腦班、成華洗腦班。其中，位於新津縣蔡灣的對外掛牌為「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的新津洗腦班，是最臭名昭著的一個。這座黑監獄位於成都市南邊的新津縣花橋鎮，由四川省「610」與成都市「610」聯辦。由一空軍某研究所改建而成，後又在四川省、成都市領導特別是李春城的直接指使下，將一牆之隔的原來的新津戒毒所、貓管所（關押賣淫嫖娼犯）一併劃給了新津蔡灣洗腦班。

新津洗腦班直接接受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中央610的指揮。它非法關押迫害全省各監獄、勞教所刑滿而未妥協（即所謂的不「轉化」）、各市縣沒妥協的法輪功學員。其迫害手段包括，綁架、編造誹謗謊言、偽善欺騙、軟硬 兼施、肉體折磨、猛烈精神刺激、注射破壞神經中樞藥物、飯菜、開水裏放破壞性藥物、野蠻灌食、敲詐勒索、騷擾、威脅、恐嚇，等等流氓、下三爛黑幫手段，致使法輪功學員瘋、殘、病、痴呆、死亡。新津洗腦班還向四川省各監獄、勞教所輸出洗腦手段。

新津洗腦班最邪惡的迫害手段之一是用藥物破壞人的中樞神經。洗腦班先在飲水、飯菜中下藥，甚至把藥注射到水果裏面，法輪功學員食用那些下藥的食物後，半個小時，就會有藥性反應，主要症狀有：頭髮脹發昏、眼睛腫脹、眼球往外突出、睏乏、嗜睡（有的一天睡十幾個小時還覺得沒睡夠，無精打采）、呼吸困難、心臟絞痛，情緒異常煩躁、易怒。由此導致全身出現各種病狀，突發各種疾病。

酷刑演示：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

然後洗腦班說給法輪功學員「治病」，由幾個彪形大漢，拖的拖，拉的拉，強制往血管裏輸入破壞中樞神經藥物。藥物是由一個叫周芹的醫生（新津花橋鎮醫院醫生）與一個新津中醫院退休的、家住新津縣衛生局的姓張的醫生配製並強行輸液，後又有其他醫務人員及惡人做此事行惡。凡是被輸入這種藥物的人，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果沒有強大的意志，隨時精神都會突然分裂，分分秒秒都處於極度恐懼緊張和嚴重幻視幻聽之中。受過這種迫害被放出的法輪功學員精神、神經、心胃受到毒藥的嚴重損害而落下嚴重後遺症，如：失憶、呆滯、驚恐、緊張、心慌難受、胃痙攣等中毒症狀。

成都勘測設計院水科研所退休工程師、法輪功學員謝德清，家住成都市清江東路188號。2009年4月29日上午11點，他在成都市高新區法院附近被成勘院、科研所派出保衛處方國富等人員配合府南街道辦事處、府南派出所將謝德清綁架，當時法院在非法庭審重慶法輪功學員陳昌元。同時被綁架的還有謝德清的妻子余勤芳。

謝德清被劫持到所謂「新津洗腦班」非法關押迫害。在被非法關押的短短二十多天中，身體健康、紅光滿面的謝德清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不成人樣、小便失禁，滴水難咽，並伴有嚴重的心絞痛。所謂的「監管人員」殷得財、包小牧、王洪強等採用了外界百姓難以知曉的毒藥、毒水及下毒方 式，將謝德清迫害到如此嚴重狀況，又欲推脫殺人害命的罪責，於5月23日晚上又讓成勘院保衛處方國富等人

被綁架前身體健康、紅光滿面的謝德清

謝德清被迫害的心中絞痛難忍，滿臉痛苦。

在隨後的四天時間內，謝德清老人多數時間處於昏迷狀態，稍微清醒時又因心絞痛難忍，滿臉痛苦，在床上艱難的想轉動身體。5月27日晚上10點15分左右，飽受折磨的謝德清含冤去世。終年69歲。

2008年6月被新津蔡灣洗腦班迫害致死的雙流縣67歲的法輪功學員李曉文，則是胃被毒藥嚴重損壞、痙攣吐血而死；2008年5月5日被新津蔡灣洗腦班迫害致死的雙流縣70歲法輪功學員鄧淑芬則是神經、心臟被毒藥嚴重損壞而致死。

很多從新津洗腦班受迫害後出來的法輪功學員，都落下輕重程度不同的中毒後遺症，有的幾年後這種症狀還在。

（全文完）

發稿：2011年03月25日  更新：2011年03月24日 2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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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號】大 中 小

中共政法系統踐踏法律迫害法輪功簡述

（三）

文／龍延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接前文）

七、非法的勞教制度

除了打著法律的幌子，走所謂的司法程序實施迫害之外，中共完全連司法程序都不講，用和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的勞教制度實施迫害。勞教是中共繞過司法程序大規模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的主要形式。

中共用非法的勞教迫害法輪功示意圖：政法委、六一零通過公安任意抓人（主要是國保）、勞教（公安法制部門），繞過司法程序可以把人非法關押四年之久。非法的勞教制度為中共迫害法輪功提供極大方便，從而成為中共大規模非法關押、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的主要形式。這是在迫害法輪功中，公安權力急劇膨脹和敗壞的重要原因。

勞動教養制度是中共從前蘇聯引進的，是嚴重違法的。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面對國際壓力，本想取消勞教制度，卻因為鎮壓法輪功才又得以延續。近年來，中共的勞教制度受到國內外的廣泛質疑。現行的勞教制度和現行法律是矛盾的，是非法的。

演示：中共勞教所迫害法輪功的部份酷刑

1、勞教制度的「依據」

勞教制度的依據是國務院和公安部頒布的下列規定：

1957年8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
1979年11月29日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
1982年1月21日公安部頒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
2002年4月12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的規定》
2005年9月13日公安部頒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勞動教養審批工作的實施意見》

勞教制度是基於國務院和公安部制定的法規，屬於行政處罰，最多只能拘留十五天。具有國家立法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沒有關於制定勞教方面的法律。

2、勞教制度違反法律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而勞動教養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中共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長達4年之久。這說明，國務院和公安部門制定的有關「勞動教養」直接違反憲法。

2000年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立法法》。按照法律的級別來說，《立法法》是除了《憲法》 以外的層級最高的法律。如果層級較低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規和層級高的法律衝突的話，那麼層級低的很顯然是無效的。《立法法》第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第八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

而「勞動教養」是甚麼？它是對於「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而根據《立法法》的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得由來法律規定，這就需要「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立法才能設定，而不能由國務院和公安部來制定。

不可思議的是，2000年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立法法》之後，公安部還於2002年和2005年越權頒布有關「勞動教養」方面的部門規章，這主要是針對法輪功的。作為執法機關的公安機關知法犯法，制定直接違法法律的部門規定。這個違反《憲法》和《立法法》的部門規定成了勞教制度的「依據」，即勞教法輪功學員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礎上的。

中共制定了很多冠冕堂皇的法律，但是說一套，做一套，實施起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公安機關獨攬勞教審批權

勞教制度是非法的，勞教的審批程序更是荒唐。勞動教養制度避開司法審查，由公安機關自己決定。名義上負責勞教的是政府部門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政府成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司法、民政、勞動等部門負責人組成，負責勞動教養的審批，管理。但實際情況是，勞教審批機構設在公安機關內部，於是公安機關獨攬勞教審批權。公安機關不僅抓人，還獨攬勞教審批權（在迫害法輪功中，610在背後操控）。

如果對於勞教決定不服，那麼被勞教者可以向上一級勞教管理委員會申請覆議（四個直轄市中審批機構與覆議機構合而為一）。對於覆議決定不服，可向原作出勞教決定的勞教管理委員會的同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中共不准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申請勞教覆議。

勞動教養和判刑不同，勞動教養具備隨意性和可操縱性。在監獄中只能減刑，不能加刑。而在勞動教養所（院）中，那些所謂的管教，甚至勞教所外的某某領導，都可以給被勞教者加刑，少則一個月加五天，多則可以加一年。很多人重複勞教，歷史上最長的竟長達二十多年。

勞教是法治外的毒瘤。

4、用非法的勞動教養制度大規模勞教法輪功學員

勞教制度違反了《憲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勞教直接繞過司法程序，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這為中共當權者迫害法輪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政法委、610可以任意把法輪功學員綁架送去勞教。勞教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最主要手段，數以百萬計的法輪功學員在勞動教養所（院）遭受折磨、精神摧殘，百餘種酷刑觸目驚心。

酷刑演示：銬在鐵椅子上

酷刑示意：「老虎凳」

馬三家勞動教養院部份酷刑演示：綁腿加背銬

全國有許多臭名昭著的勞教所，如北京團河勞教所，遼寧瀋陽馬三家勞教所，吉林省長春黑嘴子勞教所，河北省高陽勞教所，四川省楠木寺勞教所，等等。許多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裏被折磨致死。

例一、北京市門頭溝區三家店火車站電務段職工劉春（男，五十二歲），無論在家裏，在社區，在單位還是在社會上，是凡認識劉春的人都說他是個好人。他自從修煉法輪功之後，身體特健康，而且樂於助人，大家有口皆碑。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劉春在朋友家中被警察綁架至石景山區公安分局。後被投入北京大興勞教所。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家屬得到劉春被北京大興勞教所迫害致死的通知後，緊急趕到醫院時，見到的卻是劉春冰冷、乾瘦的遺體！在劉春遺體的額頭、鼻樑上有大面積的紅斑等異常情況。詳情待查。

北京法輪功修煉者劉春先生被中共勞教所迫害致死

例二、楊蘇紅（女）是一個身高僅有1.2米、體重23公斤的肢體殘疾人，家住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區馬街辦事處積善社區。楊蘇紅從小命運坎坷，八歲開始就病魔纏身，先後患上 「結核性腹膜炎」、「白血病」等症，一九九八年更是雪上加霜，被昆明腫瘤醫院確診為「骨癌晚期」，並說她最多只能再活幾個月了。

在生命的最後關頭，楊蘇紅於一九九八年二月有幸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她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煉自己，身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漸漸的她身上的各種病症消失了，她丟掉了十多年的藥罐子，擺脫了病魔，重獲生活樂趣與生命真意。曾為她診斷過的醫生再見到楊蘇紅時，驚嘆道：「想不到你還活著！」

雲南法輪功女學員楊蘇紅被折磨得皮包骨頭，奄奄一息後放回家。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楊蘇紅被昆明市西山區國保大隊警察欺騙綁架至大板橋雲南省女子勞教所。楊蘇紅堅決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堅決拒絕所謂的甚麼「轉化」。在勞教所半年的時間內，楊蘇紅被迫參加與正常人一樣的超強的體力勞動。她被折磨得皮包骨頭，奄奄一息，於二零零五年五月被送回家，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含冤去世。年僅二十四歲。

（待續）

發稿：2011年03月24日  更新：2011年03月24日 01: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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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法系統踐踏法律迫害法輪功簡述

（二）

文／龍延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接前文）

五、迫害法輪功無任何法律依據

中共一直「講政治不講法律」，但為了給「黨委審批的捕人、殺人制度」披上法律的外衣，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反邪教決定」和「兩高司法解釋」最為迷惑人。近年來，一些明白了真相的正義律師公開指出，中共打壓法輪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中共鎮壓法輪功是以權代法、以黨代法的違法行為。

1、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反邪教決定」和法輪功沒有關係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9年10月30日通過的《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取締邪教活動的決定》裏面根本就沒提到「法輪功」。這個《決定》確定了對邪教的認定標準，可是這個標準和法輪功沒有絲毫的關係，因為法輪功以「真善忍」為原則，教人向善，修煉者普遍道德回升，是社會中最善良的民眾，這是被公認的事實。

這個俗稱為「反邪教決定」的文件被公檢法廣泛盜用於迫害法輪功，但是，這個決定並沒有指明哪些宗教是邪教，更沒有提到「法輪功」三個字，所以這個「決定」不能作為給法輪功修煉人定罪的依據。另外，這個決定不但違反憲法「信仰自由」精神，而且非常粗糙，根本不能與正規的法律相提並論。

《刑法》的原則是「法無明文不定罪」。很多人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反邪教」決定當作是針對法輪功的，從而把它當作是認定法輪功「違法」的最高法律依據，這其實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二零零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通知）》公通字 (2005)39號文件中指出：到目前為止，共認定和明確的邪教組織有十四種，其中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文件明確的有七種，公安部認定和明確的有七種，這十四種「邪教」名單中沒有法輪功。

2、「兩高司法解釋」是越權、違憲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名出台「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司法解釋一」）；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再次出台「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司法解釋二」）。

兩高關於打擊邪教犯罪的「司法解釋」（一）（二）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法輪功」字樣，與法輪功也毫無關係，因為法輪功是有益身心、造福社會的功法，根本與邪教沒有任何關係。

很多人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是專門針對法輪功的，但從法律層面來說，並不是針對法輪功的。至於很多法官運用這個解釋對法輪功學員非法判刑，那是迫於上面的壓力。

《憲法》六十七條和《立法法》四十二條明文規定，司法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兩高」作為司法機構，也沒有立法權，因此，它們的「司法解釋」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它們本身也是違反了《憲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為法律處理依據。

因此，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兩高」帶頭違反《憲法》和《立法法》。出現「法輪功是X教組織」字樣的是「兩高」各自下發的《內部通知》，但內部通知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何況它們都是違憲的。所以，把這個內部通知作為法律依據，利用處理「邪教」的《刑法》第三百條和「兩高」司法解釋來判定法輪功學員犯「破壞法律實施罪」是完全錯誤的，都是違背事實和法律的非法裁判。

3、荒謬的刑法300條

中共的所謂司法程序，主要是用《刑法》300條（「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罪」），來給法輪功學員定罪，打著法律的幌子，來掩蓋迫害，讓迫害顯得「合法化」，以低劣的手段來欺騙各界。

按照刑法學理論，犯罪構成有四個要素，也稱四要件，缺一不可。其一是「犯罪主體」，這主要指行為人是單位還是自然人，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等等。其二是「犯罪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即犯罪主體在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如小偷偷錢在主觀上顯然是故意。其三是「犯罪客體」，就是犯罪行為侵害的對像，如小偷偷錢侵犯的是受害者的「財產權」。其四是「犯罪客觀方面」，是指犯罪行為客觀上造成了甚麼樣的社會危害、嚴重程度如何。例如，如果張三偷了李四一萬元，那麼張三的盜竊行為客觀上給李四造成了一萬元的損失。

許多法律工作者指出，在所謂的「法輪功案子」中，四要素竟然缺了全部三個用於定性的要素！法輪功學員到底破壞了國家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規實施了？如何實施破壞行為？破壞的程度又是怎樣？造成了怎樣的破壞後果？ 面對這樣的質問，公檢法的所謂「執法人員」啞口無言，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據，但卻又用《刑法》第三百條非法重判法輪功學員，製造冤假錯案，草菅人命。

其實真正破壞法律實施的正是「講政治不講法律」的中共。

六、法律是掩蓋迫害的幌子

中共迫害法輪功初期，多採用避開法律程序的「勞教」手段（見下節），只對所謂的「骨幹」法輪功學員實施非法判刑迫害，近年來迫害手段有所變化，越來越多的法輪功學員遭到非法重判。

1、打著法律的幌子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政治審判」

公檢法司在中共黨委、政法委、610的操縱和指使下，表面上是公安、法院、檢察院在辦案，而政法委、610在實際控制所有的所謂「法輪功案子」。政法委聯席會議在背後把判決事先都定好了，法院的庭審只是走形式，實質是「政治審判」，有的「法官」在法庭上公開講：我們不講法律，只講政治。政法委、610的存在實質就是中共干預司法獨立，破壞法律實施，把整個公檢法司變成迫害善良煉功民眾的政治工具。

在政法委和610的幕後操控下，在所謂的司法程序中，充滿著非法行為，剝奪法輪功的合法權益，而且，公安偽造證據、檢察院非法逮捕與起訴、法院秘密誣判，許多法官、副院長、廳長都多次表示，法輪功的案子他們自己做不了主，每一步都要請示「六一零」。

2、法院新底線：絕對不能出現無罪判決

除了政法委、610在法外操控公檢法司之外，中共的法院本身就是黑箱作業。法院裏面有個「審判委員會」，這個審判委員會是法院內部的最高審判組織，指導所有的「疑難、複雜、重大案件」的審判。即法官只是表面上審，但是沒有最後判決權，而這個審判委員會，不出面審，但是有最後判決權。

這個審判委員會的成員除了院長、副院長之外，其他成員基本上是秘密的，不為外界所知，在背後黑箱作業。即「審判委員會」的成員是不透明的，運作是不透明的，對所謂的大案、特殊案件等等的審判完全不透明。中共把所謂法輪功案子當作重大案件，政法委、610充份地利用「審判委員會」這種黑箱作業，操控判決的結果。案子還沒有審判，判決已經由政法委、610內定了。請不請律師辯護也沒有甚麼區別。

在迫害的早期，政法委和610下令不准律師為法輪功做辯護，從而造成律師不敢接所謂的「法輪功案子」。後來一些明白了真相的律師敢於給法輪功作辯護，政法委和610下令不准律師為法輪功做無罪辯護。一些敢於用法律來給被非法抓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作無罪辯護的人權律師，遭受了中共的打擊，受到騷擾，甚至吊銷律師執照。

二零零九年初，海外媒體曝光了山東青島和遼寧瀋陽兩地「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統一部署」加強打壓法輪功的秘密文件。瀋陽市鐵西區「610」辦公室下發的秘密文件還暴露出中共被迫調整的司法新底線：絕對不能出現無罪判決。這種見不得人的秘密文件，再一次暴露出中共以內部文件代替法律繼續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違法犯罪行為，再一次暴露出中國的司法黑暗。

3、不准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就是行政官司，就是人們常說的「民告官」。是在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依照行政訴訟法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的活動和制度。

早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廣東省高級法院院長呂伯濤在全省中級法院院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對於法輪功問題提起的民事訴訟，原則上不予受理；而對法輪功被非法取締、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銷毀、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留審查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國事務的人們知道，這是來自上面的，不限於廣東，是全國性的。

這表明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對法輪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徑。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機關和官員可以對法輪功任意胡來、無法無天，但是不准法輪功告這些機關和人員的侵權與違法行為。

中共不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例如，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兩名法輪功學員朱柯明、王傑，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中國最高法院提交申訴狀，狀告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與政法委書記羅幹迫害法輪功的違憲、違法行為。

控告江澤民第一人──朱柯明

此訴狀經掛號信寄達中國高檢後，被告江澤民、羅幹親自下令逮捕原告。兩名原告於訴狀遞交兩週後在北京被中共警察秘密抓捕。北京居民王傑被抓後不久被嚴重打傷內臟，放出後傷重不癒，不幸於二零零一年去世。香港居民朱柯明，被秘密判刑五年，關進天津茶澱監獄，遭受電棒電擊等酷刑。他曾在獄中寫過六份申訴狀，要求獄長轉呈國家領導人，但都被扣押。

朱柯明後來在自述中說：「由於我們的被非法抓捕，給子女、父母和家庭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痛苦。也由於我們的被非法抓捕，致使我親手創辦經營的私人性質的公司、工廠徹底倒閉破產。其有形資產、無形資產等一切均化為烏有。直接經濟損失達幾千萬元，間接經濟損失則以億萬元為基數。整整五年的牢獄迫害，使我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了中共政權對法輪功修煉者從精神到肉體慘無人道的非人折磨與迫害。我由於堅定信仰不認罪也不接受所謂的轉化，他們對我進行打罵、恐嚇、電棍、 長時間不讓睡覺、強行洗腦等等一系列的非人性的刑罰和虐待。我遭受到了世人難以想像的刻骨銘心的痛苦與傷害，五年的迫害，連牙齒都快掉光了。……還差點把我勒死。」

朱柯明、王傑在北京狀告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不僅沒有立案，而且造成兩名原告一死一傷的慘劇。（但之後不久，法輪功學員在國際許多國家開始起訴江澤民及其幫兇們。）

不僅如此，中共連為自己親人討公道都不允許。例如，河北省懷安縣柴溝堡鎮苗苗幼兒園的幼兒教師胡苗苗，今年二十六歲，溫婉嫻靜、端莊秀美。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她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被懷安縣警察綁架，未經任何司法程序，被送到河北女子勞教所關押，勞教一年。

胡苗苗和幼兒園孩子們在一起

在河北女子勞教所，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裏，胡苗苗被單獨關押，勞教所所長和監管她的警察，指使勞教人員逼迫她長時間罰站，讓犯人把她捆綁、毆打，進行虐待折磨。尤其令人髮指的是，警察指使犯人用掃帚把和手指搗爛了胡苗苗的下體，致使她流血不止，長時間不能直立、行走，三個多月後傷口還未癒合，兩腿不能分開向前邁步，上廁所時只能兩手扶著凳子一點點的挪動。

在胡苗苗遭到性虐待後，有知情人將此事傳出後，他的父親胡明亮悲憤萬分，他為給女兒討個公道，聘請了律師，就女兒被非法拘禁、在勞教所遭酷刑虐待等情況向司法機關提出控告，希望能通過法律途徑給女兒討還公道。由於當局公然無理拒絕律師會見當事人，河北省有關當局不予解決問題，胡明亮到北京向司法部、公安部、人大、國務院信訪辦、最高檢察院等機構送去了申訴材料。河北司法系統等有關方面不僅不肯為受害人胡苗苗主持公道，還通知懷安縣有關部門趕到河北省女子勞教所，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門口將要求探視女兒的胡明亮劫持並非法拘禁。

目前胡苗苗仍然在河北省女子勞教所被非法關押迫害，父親胡明亮又被劫持監禁起來，沒有任何放人的跡象。家裏所有的積蓄都已被用光，家人手中已經身無分文，這個家庭已經被中共當局迫害的陷入絕境。

4、這個「內部文件」到底是甚麼？

在內蒙古赤峰市610的幕後指使下，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點左右，赤峰市紅山區公安分局布仁和一個徐姓的等多名（國保）警察，在九中小區二路站點綁架了法輪功學員崔月秋（女），隨後抄家，搶走私人財物。不久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對崔月秋秘密開庭，非法判刑三年半，把她非法關押在呼和浩特市女子監獄所謂的「攻堅組」遭受迫害。

崔月秋的丈夫王先生多次找公檢法司等相關部門說明真相，並告之妻子因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事實，他質問一公安人員：「她（崔月秋）不就是煉法輪功嗎，並沒有做違法的事情，你們為甚麼這樣做（關押她）？」該人低頭說他們也沒有辦法。而一法院的工作人員對王先生說：「對法輪功案件的處理並沒有法律依據，我們只是依照一個內部文件，而這個文件我們不能給你看。」

這個「內部文件」到底是甚麼？這些年來，法院一直以內部秘密文件代替法律，然後非法重判法輪功學員。

5、把法律當兒戲　十天三個裁決

邵長芬、邵長華是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的一對姐妹，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被綁架，振興區當局對邵長芬、邵長華姊妹先做出拘留十五天的裁決，第六天又改為勞教一年半，再過兩天又改為逮捕，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裏，對同一人做出三種裁決。法庭上辯護律師質問公訴人：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裏，對一位當事人同時做出三種裁決，並前後自相矛盾，這簡直就是鬧劇，依照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對當事人的裁決要麼是拘留，要麼是勞教，要麼是判刑。怎麼可能在被綁架後的幾天內對其同時做出三種裁決，從這一點上可以證明，公安機關對這起案件適用法律的隨意性與不嚴肅性，拿法律當兒戲，屬於隨心所欲，想怎樣就怎樣。公訴人無語。

兩位律師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有理有據的運用法律陳述著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一再強調兩名當事人應當無罪釋放，所有的司法程序都是違法的。法官和公訴人理屈詞窮，無言以對。最後審判長陶振華宣布休庭，擇日再開庭。可是十天後，家屬等到的是法院非法判刑的通知：邵長華被非法判刑七年；邵長芬被非法判刑四年。

（待續）

發稿：2011年03月23日  更新：2011年03月23日 17: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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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不能用狡猾的思想對待修煉

文/大陸大法弟子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近來，查找自自己的內心，在修煉中還有哪些漏洞阻礙了自己的修煉步伐，找來找去，「狡猾」兩個字擺在了我的面前。

「狡猾」在常人中的解釋往往是指一個人能夠左右逢源，能夠利用種種詭計，在危險的場合能夠脫身和自保，逢著便宜就能夠佔上，還往往不容易被人發現。這種人在常人中被稱為「滑頭」。由於生生世世形成的人的理，造成了自己那複雜的思想，當一件事情盤桓在眼前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自保。「自保」源於「私」，是舊宇宙的特性，想千方百計的維護自己最本質的利益不受到損害，用種種詭計，用種種托辭，用種種迂迴的辦法來做到損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用狡猾的辦法來掩蓋執著。

例如，講真相的時候想「反正我只是嘴上跟他講，又沒有給甚麼東西，如果要告發也沒有證據」；聽說正法已到尾聲，就想，現在邪惡也少了，做一點講真相的事情沒有甚麼危險，趕快搭上末班車，我也能圓滿；曾經被邪惡迫害，使家庭資料點被破壞，也成為邪惡迫害我的所謂證據，就想現在我不做資料，就口頭上講，就會安全。為同修打印或者下載一點學法資料，內心就會陣陣狂喜，壓都壓不住，原來內心深處想，做這個事既安全（因為不是做散發出去的真相資料），又是在做證實大法的事情，潛台詞就是「既安全又做了能圓滿的事情」等等。

這種狡猾的思想也造成了自己煉功時不能入靜，總在想：這件事該怎麼辦，那件事該怎麼辦，怎樣才周全，基點就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有時候，感覺到「私」字是浸入到我每個細胞中的，是無孔不入的，內心被這個私字帶動的很苦很苦。為了維護這個「私」，用常人中形成的各種複雜、多變、狡猾的思想來應對各種修煉中出現的問題，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用種種辦法來保護自己，為自己開脫，死死的守著這個「我」字，放不下。

作為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要進入新宇宙中的生命，怎麼能抱著舊宇宙的理，只有完全放下自我，溶於法中，成為法的一個粒子，想師父之所想，成師父之所成，才是走在正法的道路上。那種投機取巧，狡猾的思想，是道德下滑後常人的思想，是低能的，對修煉是不起任何正面作用的，也不能帶到新宇宙中去。

發稿：2011年03月25日  更新：2011年03月25日 00: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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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遭關押、酷刑　成都工程師被迫害致

死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明慧網通訊員四川報導）成都法輪功學員、原成都空氣壓縮機廠工程師蔣雲宏，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先後在成都新津洗腦班、成都市看守所、五馬坪監獄遭受嚴重迫害。在五馬坪監獄被迫害致嚴重肝腹水，肝硬化等重症，五次下病危通知書，二零零九年初被強加的非法刑期期滿回家時，醫生斷定其活不了幾天，蔣雲宏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晚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三歲。

蔣雲宏，大學期間加入過作協，一九九五年有專利被專利局批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下旬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身、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淨化和昇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惡黨迫害法輪功後，蔣雲宏兩次被非法勞教，多次被非法關押，並被非法判刑，多次遭酷刑折磨，多次生命垂危。

一場噩夢十年長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蔣雲宏遭非法勞教，被迫害得生命垂危，被「保外就醫」。當勞教所將他送回成都時，單位、派出所、辦事處誰也不接收。當時在他身邊，已經有兩個他熟識的法輪功學員在迫害中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同是成都空氣壓縮機廠工程師，與他同住一個宿舍十多年、一同修煉法輪功五年多的法輪功學員周勇已經於同年九月三十日被迫害致死。

蔣雲宏被開除工作、收回集資建房、不給辦戶口、身份證，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沒有，長期處於流離失所，不能工作、糊口的狀況，僅有的一點積蓄也在一次次綁架、抄家中被搶劫一空。

噩夢並沒有結束。從勞教所回家不到二個月，噩夢又開始了。蔣雲宏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敘述：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我在臨時居住的房子裏睡覺時，一夥人偷偷打開房門撞了進來，要捆綁我，我不服從，便被打倒在地，然後三、四個人在我身上使勁亂踩亂踢，還不准我發出聲音、抗議。然後有的踩住我的手、有的踩住我的腳、還有兩人坐在我身上，並不停地用拳頭進行毆打。一邊行兇一邊對我叫喊：「我們就是惡警！」

當時我身上有許多傷痕。一個多月了，現在我的右肋下部的內傷還在劇痛。我絕食絕水抗議對法輪大法的迫害和對我的綁架、關押。第五天我被成都市看守所送進醫院，可很快又被辦案人員從病床上扯下輸液針頭轉移到浦江縣看守所關押。在這裏我仍然絕食絕水，身體極為衰弱。

到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已經奄奄一息，在僅剩最後一口氣時辦案單位將我接回成都，在一個街頭丟下了我，讓我自己想辦法。在功友的照顧和關心下，我又幸運地活了下來。這二十一天像一場夢……」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蔣雲宏去一位法輪功學員家，不到一刻鐘就被一幫惡人野蠻綁架，被非法關押入成都市新津洗腦班。從二十二日深夜起，蔣雲宏就被中共惡徒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惡人將他雙手銬在一張獨凳兩側，強迫坐在上面，連續六～七天不許閤眼，每隔不到一分鐘就被兩旁的看守惡徒毆打一次。惡人有時用腳踢，有時用拳打，有時用硬紙條打眼睛，並不時向身上、臉上、頭上潑冷水，使他全身長期透濕。

在兩、三天後，成都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六一零」（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成員介入，他們對蔣雲宏實施了更加殘暴的酷刑，除了拳打腳踢外，還用手銬採用多種方式強銬，致使蔣雲宏幾次昏倒在地。惡人用非常痛苦的方式將他反銬在椅子上，抓住頭髮將腦袋使勁往後拉，並用腳使勁踩銬著他雙手的手銬，致使他雙手一陣陣劇痛，手腕很快紅腫潰爛。有個最殘暴的惡人，殘忍的用雙手惡狠狠的抓、拽、捏蔣雲宏的大腿肌肉，又用拳頭砸，後來還用膝蓋頂、用腳踩，使兩條大腿鑽心的劇痛。

酷刑演示：惡警將法輪功學員反銬在椅子上，用腳踩在手銬上

歷經兩個多月非人的酷刑折磨後，蔣雲宏無法生活自理，被非法關押在成都市青羊區「醫院」四樓四床。青羊區所謂的「醫院」是成都看守所的指定醫院，許多法輪功學員在該醫院受到強行灌食、注射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等迫害，近十名法輪功學員遭看守所與所謂「醫院」慘無人道的虐殺。

酷刑演示：打毒針（注射不明藥物）

蔣雲宏被成都成華區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後，成都看守所用擔架、輸著氧，將其送五馬坪監獄衛生所。蔣雲宏的家人至少四次收到「病危通知書」，後來出現肝硬化、肝腹水狀態。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蔣雲宏的弟弟、在遂寧市安居區地稅局工作的蔣志宏擔保，把他接回母親身旁調養五個多月，在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正常狀態下，五馬坪監獄欲再將蔣雲宏收監。蔣雲宏被迫流離失所。中共惡人就迫害擔保人，將蔣雲宏的弟弟蔣志宏停職三個月。蔣雲宏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再次遭到綁架，又被送到五馬坪監獄迫害。據悉，蔣雲宏剛被劫持進監獄就遭暴打。

四川五馬坪監獄

非法刑期應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結束。此前一日，蔣雲宏八十多歲的老母到五馬坪監獄接人，監獄拒絕放人。一姓袁的科長聲稱要給蔣雲宏所謂「補刑」半年。當蔣雲宏家人問依據哪一條時，袁某說不知道，並說是監獄管理局的決定，他們只是執行，讓家屬去問省監獄管理局。事實上，此前蔣雲宏的母親已到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問情況，監獄管理局的人說「五馬坪監獄的人說已對家屬說得很清楚了」。

蔣雲宏二零零九年初從監獄回家時，醫生斷定其活不了幾天。回家後，一直表現出腹部腫大，口中出血等症狀。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二十一時，突然咯血、便血，吐血量約三千～四千毫升，三月八日二十一時再次突然咯血便血近一千毫升，無法救治停止了呼吸。

在五馬坪監獄遭受的迫害

蔣雲宏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被非法關押在五馬坪監獄一監區衛生所向有關部門人員的呼籲信中說：

「二零零八年二月下旬，衛生所鄔先生再次根據我的身體狀況下了病危通知：肝硬化 、肝腹水，並時常伴有消化道、口腔出血，按醫學的說法，已是晚期，隨時有生命危險，現代醫學根本治不好。我現在腹部腫大，加上腿腳浮腫，四肢無力，行動困難。肝部、脾部疼痛。由於經常失血，又不能進食，只能靠流質維持，時常頭昏目眩，胸悶氣緊，呼吸困難，身體極為虛弱。因此希望有關部門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儘快將我送回到我老母親或其他親人身邊。

我是一個合法守法的公民，有著最基本的生存權生命權及信仰的權利，我沒有任何不好的行為，我只是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信仰自由本是天賦人權，也是受到憲法及法律保護的。當我因此而遭到了不公的待遇，並遭受酷刑折磨和迫害後，向世人訴說自己的境遇在不公的對待下得允許人說話，這是人最基本的權利。

可我連這點基本人權也被剝奪了，又因此遭受了更加殘酷的迫害。從二零零零年初至今的幾年內，我被開除工作、收回集資建房、不給辦戶口、身份證，使我長期處於流離失所，不能工作、糊口的狀況，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沒有，僅有的一點積蓄也在一次次綁架、抄家中被搶劫一空。在多次被綁架、關押中身體還時常被毆打、折磨，身心備受嚴重摧殘。就我現在這種身體狀況，也正是因被嚴重迫害的結果。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被綁架後，成都市公安局國保大隊六一零分子在新津洗腦班對我酷刑折磨、刑訊逼供，連續七天七夜不讓睡覺、一閤眼就被拳打腳踢，打耳光、潑冷水，有幾個晚上四、五個六一零成員整夜圍著我毆打、酷刑折磨，我雙眼血肉模糊，無力行走……我絕食抵制這種無恥、罪惡的迫害。後在成都萬和路青羊區醫院的十多個月中，國保大隊六一零份子又三番五次對我威脅恐嚇，要將我弄出去繼續刑訊逼供，威脅要讓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由於長期絕食抵制，長期營養不良，身體又遭受嚴重摧殘，我在醫院期間曾多次生命垂危。

就在我奄奄一息之際，在沒有開庭審理，更不許我為自己辯護的情況下，他們居然在醫院裏將我非法「判刑」三年（如前所述：所謂的法律根本不能成立），最後又用擔架將還輸著氧氣的我綁架到五馬坪監獄。

由於我已被迫害得身體出現肝硬化、肝腹水等現象，五馬坪監獄將我保外半年。才過了五個月，聽說又要將我非法收監，想到自己身體還是那樣虛弱，又聽說關在五馬坪監獄衛生所的另一位法輪功學員張興才不久前剛被迫害致死，我哪敢回到監獄啊？！因此，我與家人和派出所中斷了聯繫。在保外的派出所轄區內，另租了一個地方住下繼續調養身體。後考慮安全因素，又轉到新都找了一農家繼續調養身體。不久，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被綁架到了五馬坪。綁架中，我的五千多元現金及一台六千五百元的新手提電腦被搶走。

我沒有幹任何壞事，為甚麼要遭受如此迫害？我信仰「真、善、忍」，維護自己的信仰，就被迫流離失所、被剝奪生存權利，被毆打折磨、被非法判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還不能儘快回到親人身邊，難道非要將我關在監獄中迫害致死嗎？！……」

兩次在勞教所遭受的迫害

蔣雲宏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向有關部門人員的呼籲信中訴說了他二次遭受勞教迫害的經歷：

根據《憲法》第四十一條賦予公民的權利，我曾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與眾多大法弟子一樣，明知有甚麼遭遇仍不顧個人安危為維護宇宙真理、人間正義而進京上訪。然而我在上訪中途被抓並無辜被勞教一年，這期間多次被警察和其他犯人毆打、折磨，受盡了種種非人的虐待，有兩三次差點失去了生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在成都市公安局駐京辦，我與幾個大法弟子在零下十多度的室外柱子上被反銬了近二十小時，期間多次被看守人員拳打腳踢。審訊人員還進行毆打逼供。

送回成都關到青羊區戒毒所時，由於我們拒絕跑步，被強迫扒光衣褲（只剩褲衩）赤身裸體反銬在小牢房的地上，警察又用冰冷刺骨的涼水一盆盆地往身上淋。幾十分鐘後，又把我們銬在鐵柵門上，一個武警把我們當作沙袋拳打腳踢，甚至幾個女警也用高跟鞋在背後踢。當我們善意勸告他們應棄惡從善、遵紀守法，要對得起身上的警徽時，他們不但不住手，反而用手紙、臭襪子和毒犯用的髒毛巾塞進我們的嘴裏。為了堵住我們正義的聲音，後來他們專門買來膠帶貼在我們嘴上。一陣拳打腳踢後，直到有位功友暈倒了兩次警察才放了我們。

酷刑演示：潑涼水

在成都市治安拘留所，大家提問時我舉手只說了半句話（「上訪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便被拉出去反銬在大院內的柱子上，僅僅由於我面帶微笑，一個老警察又氣急敗壞地用警棍在我頭上猛狠敲打。他一邊破口大罵一邊用棍尖戳擊、敲打我的鼻子、嘴巴、胸膛、腹部，甚至惡劣地用棍尖敲擊、擠壓我的眼睛，連其他警察看不下去在遠處制止也不停止。回到監室其他類拘留人員一邊替我擦拭臉上的傷痕，一邊流著同情的淚水憤慨地譴責這種惡行。

在蓮花村看守所，因為我要堅持煉功，近三十天內被一直戴上腳鐐手銬，有幾天還是反銬……

二零零零年一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省資陽大堰勞教所入所隊。初期，由於幹部和犯人幾乎不了解法輪大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大法弟子經常被毆打、體罰。特別是大法弟子王旭志因處處不配合邪惡，經常被幹部捆警繩，他經常被新教組長王羽等人毆打、體罰或通宵奴役勞動不讓睡覺，幹部卻視而不見。

在一天晚上再次被打後，我和王旭志決定要去向幹部反映。第二天中午，他們不但不聽我們的反映，而且當著十多個幹部面王羽仍不停推打王旭志，幹部卻不阻止，反而要罰我們頂著牆壁。我因此指責他們對不起身上的警徽。幹部惱羞成怒，叫來幾個狠惡的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強行扒光上衣，並用細繩索緊緊地捆綁起來（他們邪惡地叫囂：「把你綁在十字架上……」），然後又踩著小腿將我拉起來按在地上跪著（幹部說是「向政府悔過」），接著入所隊隊長拿著鞋用鞋跟在我臉上嘴上一陣猛打狠砸，我很快被打得鼻青臉腫，滿口鮮血。看我暈死過去了，他們才鬆開繩索（捆警繩這種酷刑時間稍微長幾分鐘就可能致命或雙手致殘），等我醒來恢復後又再次捆起來。

酷刑演示：上繩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我看見樓下院子裏幹警正用警棍毆打幾個被捆著的大法學員，並聽見幹警在喊叫：「還有誰要煉功的都下來！」我要下去卻被幾個犯人攔截著。於是我和王旭志馬上煉功。警察在我背上打了幾十警棍，然後又捆起來與大家站在一起。這天我和大家開始了絕食抗議迫害。

我希望通過自己承受痛苦和自己的付出喚醒幹部和犯人的善心和正念，並真誠地向他們表明：法輪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應該有公正合法的環境。

我們五、六人被調到嚴管組，幾天內經受了一場慘無人道的折磨。用他們叫囂的話說：嚴管組就是人間地獄！

白天幹活時，邱文皓等惡徒常常突然向我們瘋狂地襲擊。大拇指粗細的鐵棍在背上打彎曲了還要打直回來；竹棍在我們後腦勺敲打出一個個血包；碗口大的木棒向我們背上、肩上狠毒地戳擊；細竹條把赤裸的背部抽打得血肉模糊；磚頭或更大的硬物從遠處向我們身上砸來……（我被打得渾身疼痛，腰部幾個月都用不上力）。中午和整個晚上他們都不讓我們休息、睡覺，強迫繼續奴役勞動。而且，他們在製鞭炮用的漿糊裏面故意加進大量的鹼，我們的雙手很快被腐蝕得血肉模糊，每搓動一次便鑽心的疼痛，每張製鞭炮用的舊報紙上都留下我們的鮮血。當我們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對待我們時，卻回答說是幹部讓他們這樣管理的。

四天三夜中我們沒吃沒喝沒睡覺，還不時遭受殘酷的毆打，我們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氣息奄奄、隨時面臨死亡，梅倫先功友後來在一陣毆打並捆了幾十分鐘後已經氣若游絲、倒在地上起不來了。有的其他類勞教人員目睹這些暴行都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淚水，有的暗暗鼓勵我們說：堅持吧，人間自有正道！直到第四天傍晚，所部找我們談話並許諾改變環境後才結束了這場嚴重踐踏人權的暴行。

之後我被分到機械廠中隊，得到了一些善良人的關照（在此表示真誠的感謝！），在較為寬鬆的環境中身體逐步恢復。但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七月左右，當馬三家勞教所猶大來過後，在上面的壓力下，勞教所加緊了對我們的洗腦。大法弟子在所在中隊都幹著最苦最累最髒的活，中午晚上被強行灌輸邪惡的謊言，一直到深夜一、兩點左右（有天我三、四點鐘還在奴役勞動），第二天又要出工。我光著上身在烈日下錘、洗玻璃，每天身上都有一、二十處傷口，整天褲子都是濕的，還沒有時間換洗。很多時候幹部或包夾人員找我連續幾個通宵談話，名為關心、實質上是不讓休息。後來乾脆讓我通宵通宵地跑步……在骯髒瘋狂的謾罵和甜言蜜語的圍攻中、在邪惡謊言的干擾誘惑下、在偽善表演的帶動下、在軟硬兼施的壓力下、長期的精神摧殘和殘酷的肉體折磨使我曾經備受摧殘的身心很快憔悴不堪、搖搖欲墜……用狡猾的方式按幹部的意思和要求於八月底九月初寫了決裂書。後來，通過我一、二十天的冷靜反省向內找，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錯誤，找到了自己維護自我的執著心，在離開勞教所之前，我頂著強大的壓力對自己的錯誤給予了糾正。（滿教回來後以及再次被關押、勞教期間，當我發現一些單位與部門有我當時寫的這份材料的複印件時，我已經多次向有關人員申明作廢。但現在「保外」期間公安、政法、政府有的部門仍然將此已經作廢的材料向有關部門複印寄發。）在此，我再次嚴正聲明：二零零零年九月前後，我寫的那些不符合大法的材料徹底作廢！

其實我的遭遇與其他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相比根本還算不了甚麼。我反映這些事實是希望善良正直的人們能明辨是非、善惡。我真誠地呼籲：停止迫害，還法輪大法清白，讓「真善忍」造福人類。

然而，勞教回來後，單位已經在勞教期間以進京為法輪功上訪曠工十五天為由開除了我的公職、收回了我勞教前的集資建房，派出所也一直不給上戶口。又是我反覆輾轉到政府、勞動社保、司法部門的省、市、區和基層有關單位反映要求解決，各單位卻互相推諉，兩三個月都沒有任何結果。實在令人寒心，可我作為一名大法弟子，始終用「真、善、忍」約束自己的言行。但是我總得生存，還要供養老母親。（在這場對善良的煉功群眾的邪惡迫害中，眾多大法弟子失去了工作、住房，甚至有的老人還被扣發了退休金，生活極為貧困。我只是其中一 名）。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在網吧熟悉電腦打字寫文章被抓，再次失去了自由。在派出所，成都市公安錦江分局一科專門負責迫害的楊文斌審訊時不斷對我進行謾罵、威脅並污辱師父和大法，我多次善意勸告無效。二月份在看守所審訊室，楊再次對我威脅、打耳光，進行逼供，並揚言：你這種不配合的態度就應該被黑打。派出所到我的住房裏抄家並叫電視台攝像，可是第二天四川電視台卻臆造播出毫無證據的新聞節目（去年有邪惡之徒還在女子勞教所造謠說我生病腎衰竭已經死亡），極盡造謠污衊欺騙之能事。通過偵查，我於三月一日被無罪釋放，但接著進行治安拘留。

三月十六日到期後已決定釋放我時也許因政策需要或某些人認為我太「頑固」故意迫害又突然被逮捕。從這天起我開始絕食，在身體極其衰弱、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寫了這份材料，向省級各部門真誠地反映情況。經過檢察院過檢後決定不能對我起訴，這時一般情況下本該無罪釋放，但是，公安部門不顧我極度消瘦、衰弱的身體又於六月二十一日對我進行一年半的勞教處罰，並於第二天單獨送到綿陽市新華勞教所，在勞教所醫院灌流食、輸液，並專門派四、五個勞教人員進行「包夾」、嚴管。我上交了行政覆議書卻一直沒有覆議結果的通知。

我只是要堅持和維護「真、善、忍」宇宙真理，我只是要堅持做越來越好的好人，提高自己的境界；也希望回報祖國和人民。我絕對不應該被勞教、被邪惡的「轉化」所迫害，我也不想在勞教所裏聽那些骯髒低級生命惡毒謾罵的語言。去年長期遭受折磨和虐待，現在又長期非法關押，我的身體已經非常衰弱，我應該有自由、正常的生活，我應該有健康的身體。而且，我還有七十歲體弱多病的老母親需要我供養。去年我無辜被勞教時，母親擔心我這個一直很孝順的兒子會被打死，多次不顧嚴寒和酷暑輾轉乘車來看我。不是大法弟子不要自己的親人，是邪惡的鎮壓對善良百姓的迫害使許多大法弟子失去了自由、不能孝敬老人、照看子女，有家不能歸、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人人都有父母妻子丈夫兒女。孝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我要求立即釋放我，讓我自由地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對這種反覆長期的關押處罰和迫害我絕對不能認可和服從！在這場正與邪的較量中，我若服從對我的非法處罰就是縱容邪惡對善良的迫害，是隨波逐流以至推波助瀾更甚至是助紂為虐的行為。我絕食並非要自殺，自殺也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正法修煉不能殺生，自殺也是有罪的。）

在這樣長期關押下，也許我會失去生命。我堅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古人云：朝聞道，夕可死。但我還是要再次說明：我珍惜我的生命，我絕不會自殺。如果我失去生命，一定是被邪惡勢力迫害致死！

我再次真誠地呼籲：停止迫害，還法輪大法清白，還李洪志師父清白，釋放所有無辜被關押的大法弟子。

發稿：2011年03月25日  更新：2011年03月25日 0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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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延勤在綏化勞教所被迫害至奄奄一息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導）黑龍江省安達市八一牧場的法輪功學員盛延勤，在綏化勞教所遭受一年（二零零九年底至二零一一年初）的迫害，被摧殘的嚴重便血、全身浮腫，並多次出現昏迷，生命危在旦夕。勞教所為了推卸責任強迫家人接回。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盛延勤在向民眾發放法輪功遭中共迫害的真相時，被中共邪黨謊言欺騙的世人構陷，遭當地不法警察綁架。被非法關押在市看守所期間，盛延勤用絕食來抵制這種無理的迫害，被惡警指使的在押人員用鐵器撬開嘴後野蠻灌食。在盛延勤拒簽勞教決定書的情況下，被非法送往綏化勞教所迫害兩年。

酷刑演示：灌食

（一）肆意毆打

在綏化勞教所近一年多的時間裏盛延勤遭受了非人的迫害，因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不放棄修煉、拒絕寫邪黨人員污衊大法的「三書」，被多次的摧殘迫害。

在中共踐踏人權的黑窩裏，法輪功學員們經常受到迫害，拳腳相加已成為家常便飯。一次盛延勤尿急要上廁所，被當班惡警李喜春刁難，強迫他背一遍侮辱人格的報告詞，被盛拒絕。李喜春大怒，抓起一喝水杯子撇向距他兩米遠的盛延勤，隨後躥上前去用力狠踹一腳、猛打一拳。盛延勤失去平衡，頭朝下摔在地上，當場頭被磕出兩個深口子，鮮血直流。在盛延勤與惡警理論的過程中，血沁濕了衣服、流了一地。被惡警無理的迫害，一上午的時間盛延勤的傷口都流血不止。

在中共的勞教所、不放棄信仰就意味著被嚴重的摧殘迫害，盛延勤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樣在遭受迫害的同時都喊出了自己的心聲「法輪大法好」，被暴打或關小號。

惡警多次唆使縱容牢頭行惡，對法輪功學員任意辱罵、毒打。惡警刁雪松曾揚言：「只要不打死，有事我替你們扛著。」在這些惡警的指使下，惡犯們隨便打罵法輪功學員，敲詐、勒卡，為所欲為，有時獸性大發、猖狂至極。他們的衣物逼法輪功學員洗、生活上逼法輪功學員伺候。每天的奴役性勞動回牢房後，他們可以自由活動，而法輪功學員則被體罰坐小凳，而且要坐正、坐齊、坐直，互相之間不許說話，直至晚九時。

惡犯們對盛延勤多次喪心病狂的毆打施暴，他被打的頭上起包，腰疼的幹不了活、出不了工。隨著頭的疼痛腰也連著劇痛，盛延勤開始便血，且越來越重，幾乎是放流的竄出來。在他全身發冷虛弱無力、一動就感到要休克的情況下，惡警們沒有一點憐憫之心，命令他不許躺著，要求他「碼坐」小板凳。

酷刑演示：罰坐，長時間一種姿勢坐在塑料小凳子上，旁邊有普通教養人員看著，這種刑罰對人的腰部損害特別大，有的人因此腰部很長時間直不起來，長時間坐著屁股上有兩塊明顯的黑斑，有的小凳子上有稜，屁股都坐爛了。

一次外面下雪，當班惡警毫無人性的讓盛延勤到屋外去，即使幹不了活也不能在屋裏坐著、也得在外面陪著站著。由於他的身體狀況極差，一遇冷風臉色蒼白的呼吸困難，身體難以支撐，強挺著堅持一小時後，就眼冒金星昏過去了，甚麼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便在了褲子裏。

在持續便血的四十多天裏，盛延勤的身體每況愈下、全身浮腫，幾乎是稍冷一點就呼吸困難的拔氣、說不出話來，人就不行摔那了。

（二）執法犯法

在這期間，和盛延勤相依為命的八十歲高齡的老父親聽到好心人的捎信，心急如焚，時刻擔心兒子的安危，於次日早步履蹣跚的一路顛簸去綏化勞教所探望兒子。

當老人看到昔日健康的兒子被折磨的虛弱無力、全身浮腫行動緩慢時，憂心忡忡的找到勞教所領導要求給兒子辦保外，被勞教所拒絕。一惡警滿不在乎的說：「現在還沒到時候」（意思就是病情還不夠嚴重）。老人一聽急了，反問道；「病到甚麼樣子算到時候？等到病危才算到時候嗎？」惡警理屈詞窮，無話可說，耍出一副無賴的嘴臉。老人陷入極度的擔憂、悲憤與無助之中。

無奈盛父又心急如焚的返回當地，找到公安局法制科的幹警夢凡清（音），硬著頭皮去說好話……希望他能幫助兒子辦理「保外」手續。夢凡清輕狂的告訴老人，「上綏化你兒子沒簽字，沒有手續，你兒子不簽字，我們照樣送走，這得看你兒子在那的表現。」

在這次對盛延勤的迫害中，先源鄉派出所的片警石偉拿出幾年來慣用的誣陷、造假手段，給盛延勤拼湊、編造了一系列事實、證據，再把他以前因上訪遭非法關押的檔案記錄調出來當作「前科」。這樣一來，一個屬於個人信仰並被無辜多次迫害的「案例」反倒被羅織成了「大案」。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個破綻百出違背憲法的偽案，市公安局法制科相關人員卻不做任何調查、核實，當即批准強制勞教兩年；在違背法規、在押人員拒絕在他們捏造的供詞上簽字、拒簽非法勞教決定書的情況下，執法犯法。把一個信仰「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強行送往勞教所蹲冤獄兩年，還拒絕向家人解釋強定勞教的理由、拒絕向家人提供必須的法律手續。

在盛父從綏化返回安達的一週後，接到了勞教所打來的電話，希望他馬上去勞教所接兒子。此時老人心裏明白，兒子身體的狀況一定是不行了，不到最後他們是不會輕易放他回家的，老人的心不由抽得緊緊的、不敢想下去。

八十歲的老人焦慮不安的幾經顛簸又一次趕到綏化見到了勞教所的領導，他們告訴老人，「你兒子有病了，是胃出血、便血。我們給他辦保外，你簽字就行了。」老人沒答應，要求見兒子。最後他們讓老人住了一個他們指定的旅店，有事便於聯繫！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盛延勤已經被迫害的奄奄一息了，全身發冷呼吸困難，隨時隨地都要進入休克的狀態。晚上六點多，盛延勤被兩個人抬出牢房，趕往醫院救治。勞教所一個隊長告訴盛延勤「你要挺住、領你上醫院……」意思是給你辦保外。

當盛延勤的老父親剛辦理完住店手續，勞教所來人了，往返勞頓的老人又被他們帶到了醫院。當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兒子全身浮腫、奄奄一息的面無血色，老人心如刀絞。此時醫院裏已經提前來了很多人，有勞教所的、法院的、還有檢察院的共十多人。其中勞教所的白科長和其它人員為了推卸責任、軟硬兼施的非讓老人在「保外」書上簽字，把人接回去。老人急怒攻心，就是不答應，並告訴他們：「我兒子來的時候是健康人，現在你們給他整的奄奄一息了，把他造害成這樣才放人，你們想脫離幹繫了，我怎麼辦？我不答應。」他們強硬的告訴老人，「到明天就出院了，你不回去不行。」老人和他們據理力爭。此時，法院和檢察院的人不耐煩了，蠻橫強硬的告訴老人，「必須簽字，把人接走。」

勞教所為了推卸責任，一群惡人迫不及待的逼迫一個八十歲高齡的老人向他們違心的妥協簽字、以逃脫罪責，真是天理難容啊！老人身心疲憊、眼含淚水，仰天長嘆！最後白科長給安達當地派出所打電話，告訴他們把人接回去。

（三）多次迫害 妻離子散

盛延勤現年四十二歲，是親友、鄰里公認的奉公守法、純樸善良的好人。自一九九九年江澤民集團公開迫害「法輪功」以來，盛彥勤兩次被非法勞教五年，一次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一年。他曾於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訪，說明自己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被非法勞教一年，關押在安達市看守所。

二零零五年六月盛延勤在鏟地回家的路上被國保大隊的劉英山、片警石偉等人員劫持。只因信仰「真、善、忍」 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惡人無辜的構陷，被非法勞教三年，關押在綏化市勞教所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期間惡警為了使他放棄信仰，多次暴力毆打並實施酷刑迫害。全所上下從隊長到幹警沒有沒打過盛延勤的，惡警們經常對他拳打腳踢，打的他鼻口出血、臉腫的很高。他曾經被惡警上大掛、坐鐵椅子。在冰冷的屋裏、被扣在鐵椅子上長達八天。

在多次遭受迫害關押、長達五年多的時間裏，使盛延勤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在惡警的多次騷擾，抄家、拘留、勞教、長期跟蹤監視下，給家人精神上造成了極度的痛苦與恐慌。妻子在種種的壓力下，不堪忍受這樣的境遇與迫害，無奈之下離他而去，家中只剩下年邁的老父親。

盛延勤被中共惡黨迫害得妻離子散，一個和睦幸福的家庭因為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卻遭到非人的迫害，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遭綁架，這是甚麼樣的世道？在此，懇請國際國內仁義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共同關注制止迫害。

先源鄉電話：
書記室：0455-7224245
鄉長室：0455-7222257
秘書室：0455-7222504 0455-7265007
安達政保科：0455-7224247
安達看守所： 0455-7883841
行政拘留所：0455-7333879
指導員：0455-7883768
先源派出所電話：04558163110
先源派出所所長：孫立平──13845981119
勞教所地址：黑龍江綏化市北林區中直北路962號電話：0455-8355907
郵政編碼：152054
乘車路線：由火車站乘10路車在綏化勞教所下車，路費為一元人民幣。
黑龍江省綏化勞教所部份惡警電話：
范曉東（副大隊長）13763755898
薛　波（副教導員）13199022588
李成春（中隊長）　13846775599
李喜春（中隊長）　13904851250
王曉斌（副中隊長）13836499779
田之政（副中隊長）0455-8888152
金慶富（副中隊長）0455-6552399

發稿：2011年03月25日  更新：2011年03月25日 00: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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